N林本通/记述 楚覃/整理
步入暮年,想起母亲的时候越来越多。
母亲离开43年,我最痛悔的,是自己从来没有叫过母亲一声“娘”。因为我是长房长孙,祖母非常宝贝我,怕我长不大,怕我夭折,从小就不让我叫母亲做“娘”,只许我叫母亲“依姆”。长大后,我也没有改过口来。
想起母亲的音容笑貌,这一声没有出口的“娘”,让我心如刀割。


作者夫妻与两位台湾堂妹(中)
我母亲本是福建连江黄岐长沙村陈家的女儿,叫陈水莲(上图),生于1921年。外公是个盲人,膝下就母亲一个女儿。母亲四岁时,外公去世。外婆心神崩溃,将年仅四岁的女儿锁在破房子里,自己一去不返。
不久,母亲由她的叔叔、婶婶做主,送给我们林家,成了我父亲的童养媳。
我们林家也是穷苦人家,祖辈租住在连江黄岐海丰街(从前叫坂尾村),以下海捕捞和上山种地瓜为生。我祖父生了6男2女,小女儿从小送给别人做童养媳,未成年就夭折了;六男中,一个早夭,一个18岁时病死,一个送给邻近的马祖岛上的人家做养子。
在过去,大部分童养媳的命运都是很凄惨的,我母亲格外不招祖母待见。因为母亲手掌上有横纹,迷信的祖母说“女横掌,不添养”,认定我母亲将来不会生育,无法为林家传宗接代,对我母亲百般嫌弃、百般虐待。她一直有着将母亲卖掉的念头,但又怕“婆婆卖媳妇”的舆论,没敢动手。到我父母圆房后,祖母还一度鼓动我父亲把我母亲卖掉。
母亲才七八岁,祖母就叫她天天到海边岩礁上讨海螺、挖海蛎。回到家,还要做繁重的家务。祖母稍有不顺眼,就下狠手打骂母亲,母亲身上常年青一块紫一块。
有一回,母亲讨回来的海蛎比平常少一些,祖母很不满意,就把母亲讨回来的生海蛎埋到母亲的饭碗里,要母亲把生海蛎掺着熟地瓜米饭一起吃下去。
母亲不敢声张,也实在无法吃下这碗饭,在饭桌旁静静坐了一会儿,悄悄下桌了。
祖母可没把这碗饭倒掉。第二顿,祖母又把这碗饭摆在我母亲面前。如此三四次,母亲饿了三四顿。
最后是祖父觉得奇怪,这个女娃怎么接连三四顿都不吃饭,用筷子一拨母亲的饭碗,发现了饭里的“玄机”,才把这碗饭给倒了。
祖母对我母亲的虐待,邻居看了都摇头。可祖母那么强势的女人,邻居们都是敢怒不敢言。有时邻居见我母亲饿得不行,偷偷塞给她一些吃的,祖母发现了,就会厉声责怪邻居,对母亲施以更严厉的惩罚。
这些往事,我是长大以后从三婶和邻居的嘴里听到的。母亲从未对我们兄弟姐妹说过一句祖母的不是。祖母老了以后,母亲没有对祖母记恨,也没有“修治”她,反而百般孝顺。这是何等的度量!
1942年,母亲与我父亲圆了房。父亲对母亲不错,祖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虐待母亲了。
当时父亲和叔叔们尚未分家,婚后,母亲不但要承担大家庭繁重的家务事,还要像男人一样干活。那时日军侵华,兵灾战乱,日子依旧十分艰难。
当时,我们自家无钱买船,父亲和两位叔叔时常搭乘别人家的小船到邻近的马祖岛上讨小海、开荒种地。他们在马祖下目岛(今名高登岛)搭盖了一座草楼,作为暂住所。母亲也时常和他们一起去。
有一次,父亲和叔叔们在高登岛讨小海,将渔获先拿回黄岐去卖,母亲说趁着“大水”,她留下来再讨一天的小海。就在那一天,母亲染上霍乱,只身一人躺在草楼里,几度昏死过去——那一年,霍乱肆虐黄岐,病程很快,死了不少人。后来,母亲告诉我,她在昏迷中仿佛听见有人对她说“你快回去吧”,母亲醒了过来,觉得非常口渴。她已虚弱得无法站立,挣扎着爬到水井边,喝了很多水,居然奇迹般活了下来。
第二天,村里有人来高登岛,发现了草楼里奄奄一息的母亲,赶忙回黄岐告诉祖父。祖父当即雇了一艘小船到高登岛,将母亲接回了家。
另一次,母亲在高登岛讨小海时,没看到岩石上长的海苔,踩上去就滑到海里。幸好头上戴的竹斗笠有些浮力,人没有马上沉下去。三婶在旁见状,大喊救命。附近一位大伯听到呼叫赶紧跑过来,跳下海把母亲救了上来。再晚一步,人一旦沉下去,就会被海底强大的暗流冲走。
1943年,我祖父的5个堂叔开着自家的小渔船到闽江口捕鱼,遭遇驻扎在川石岛上出来巡逻的日本炮艇。日本兵硬说他们是中国军队的密探,惨无人道地杀害了五兄弟,烧毁了渔船。
1944年秋,日本军队扫荡黄岐,抓走鸡鸭猪羊,到处搜寻年轻妇女。当时母亲怀我6个月,在二楼听到路上有脚步声,打开窗户一看,三个日本兵正站在我家门口的路上东张西望。鬼子这时看到了楼上的母亲,立即冲进我家,母亲见状,不顾身怀六甲,从二楼的窗户上跳了下来。鬼子不敢跟着往下跳,又返身从楼梯跑下来追赶母亲。母亲跳到楼下后,紧接着又滚到路边3米深的沟底,沿着暗沟逃走,算是躲过了一劫。
那年底,母亲生下了我,为林家添了长子长孙,彻底打破了“女横掌,不添养”的迷信鬼话。
两个叔叔成年后,我们分了家。父亲当了木匠,四处帮人盖房子,总是早出晚归。我父母一共生了6男3女,其中一个男孩送人。
哺育八个子女的重担压在肩上,母亲没日没夜地操劳。母亲为了让父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多吃一口饭,自己常常以野菜和饭汤充饥,饿得全身浮肿,还要上山种地。我们家的园地在岭上,要爬100多级石阶,母亲每天挑沙、挑粪、挑肥料……一天上下好几趟。
生活以痛待母亲,母亲却以乐观报之。我从未见过母亲愁眉苦脸。家里都揭不开锅了,看到邻居的孩子,母亲还会乐呵呵地逗他们玩。母亲为人非常宽厚,乐于助人。旧时,女人们都是把衣服拿到溪里去洗,一排妇女跪在溪沿上搓洗衣服,是溪边常见的情景。到漂洗衣服时,因为当年很多女人都缠脚,颤巍巍的小脚根本无法在溪水中立稳。而母亲是天足,她就主动帮大家漂洗衣服,有时候一洗就是十几户人家的衣服。冬天的溪水冰冷刺骨,母亲手脚冻僵,腰也直不起来了,却从未有过怨言。
1960年,我小学毕业,由于成绩优异,被保送上连江一中。家里穷,无法拿出我的学费和生活费,是三叔和三婶伸出了援手,资助我上中学。三叔那时凭着一身好水性,被港务部门招收去当潜水员,月工资高达94元——当时的普通干部,月工资只有28元。母亲时常叮嘱我要记住我三叔三婶的恩情。
初一那年暑假,为了省下八角四分钱的车费,我和几个同学从连江县城走路回黄岐。连江县城到黄岐有60公里,我们下午3点出发,沿着公路通宵行走,直到第二天上午9点才到家。那晚的月光明晃晃的,一直照着我们,路上一点也不黑。到家后,我两腿肿痛,不能踩地。母亲十分心疼,打了一盆热水,边流泪边帮我泡脚,给我涂药。
那天中午,母亲蒸了一笼菜粿给我吃,是用前一天她从山上挖来的野菜拌着干地瓜叶做成的。这,算是我们家的美食了。我后来才知道,菜粿是母亲专门为我准备的,弟妹们都没吃到。这一笼菜粿的滋味,我一直记到现在。
读初二时,黄岐老家传来消息,由于当年渔业大丰收,急需捕捞人手,一人一年能赚1000元左右。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数目,同学们纷纷辍学,回乡参加捕捞,一下子走了二十几个学生。我虽然很想继续念书,可是想到靠着三叔供我上学,实在不好意思再安坐书桌旁。犹豫再三,我终于辍学回乡。此后,我就在海丰大队工作。
母亲身体长期透支体力,尚在中年的母亲倒下了,她得了严重的肾炎和糖尿病。我送她到连江县医院治疗,却无力回天,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的病情一天天恶化,最后并发尿毒症,于1975年农历四月十四日去世。母亲走的时候,只有55岁。
母亲去后的这些年,有很多事,我想告诉她:
1985年,我在黄岐老家盖起了一栋石瓦房。父亲最喜欢这栋石瓦房。我那么多弟妹家都欢迎他,他却只中意在这所房子里颐养天年。父亲也是在这所房子里突发心梗去世的,享寿84岁。
而生下来9个月就被送给马祖的一户人家当养子的小叔叔,后来迁到台湾桃园定居。小叔叔从小也受了很多苦,成家后生了三男三女,加上孙辈,整个家族开枝散叶,多达20余人。
1995年初,小叔叔来到黄岐,那时我父亲健在,叫我二弟去探望小叔叔。小叔叔有些赌气,说“家里这么多兄弟,为什么偏把我送人”,不肯认亲。
那年底,小叔叔第二次来黄岐。放不下血脉亲缘的他,对再次前去探望的我二弟说:“等明年你爸过八十大寿时,我专门前来祝贺,并正式认亲,这样会隆重些。”
遗憾的是,小叔叔这次回台湾后没多久就病倒了,查出是癌症,不久就去世了。临终前,小叔叔对儿女们说,自己很后悔没有早些和黄岐的兄弟姐妹们相认,他交代儿女,将来一定要去黄岐认亲。
2016年初,在台湾桃园一位堂姑的葬礼上,我三叔的大儿子遇到小叔叔的儿女们,大家顺势认了亲。
去年,小叔叔家族派两个妹妹作代表来黄岐探亲,我们黄岐这边聚集了三十多个亲族,全程陪同两位台湾来的堂妹,带她们逛了福州、武夷山等地,大家心中都非常欢喜。
如今,我们的家族枝繁叶茂,家族微信群里,成员达到上百个。
至于我呢,1990年,一位台湾朋友来祖国大陆投资办厂,请我帮忙跑各种复杂的手续,之后,就聘我为公司的业务经理。我在这家台资企业干了16年,直到退休。这十多年,我一直在帮儿子管理工厂。现在,我自己膝下2男2女,4男孙4女孙,天伦和乐。
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我时常思念你。多么希望,你能看到现在这美好的一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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