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初心之问、使命之问，也是时代之问、实践之问。

“政绩”一词，古已有之，文脉悠长，《后汉书·虞延传》中就有“历位二府，十余年无异政绩”的记载。古人说：“天地之大，黎元为本。”政令实施的成效如何，百姓永远最有发言权。几千年过去，“问政于民”形式在变，内核依然。那么，古人的政绩观是怎样的？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

惟在得人

早在先秦时就以德才选人任官

《论语》中，鲁国大夫季康子问孔子：“什么是政？”孔子答曰：“政者，正也。”

为政之基，在于正己修身。《礼记·大学》开宗明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并写道“所谓修身在正其心”。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认识到，官员道德修养的高低、个人素质的好坏，是政治是否清明、吏治是否清廉的关键，所以注重选拔有德行的人担任各级官员，以保证吏治清明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由此形成一系列以德才选人任官的制度。如夏商时期的三宅三俊法考核官员；周代的六德、六行、六艺选官法。秦统一后，在德行方面制定“五善”“五失”的规定，更加注重对官员才能和实际业绩的考察。汉代将考核收归中央，注重考察官员是否执行中央政令，有无滥用刑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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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铎采诗

周朝派使者到民间搜集政治利弊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出自东汉哲学家王充的《论衡·书解》，意为房子漏不漏雨，住在屋檐下的人说了才算；政策施行的效果，生活在田间的百姓最有清晰而直接的感受。

王充出身“细族孤门”，长期生活在社会中下层，做过地方官员，因而有机会接触百姓，对社会有深刻了解。“知屋漏者在宇下”，这一观点体现了民本思想的传统。我国很早就把“重民意、听民声”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准则。

察民情、听民声，为政者自古重视。《诗经》有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刍荛即割草打柴的平民。史书记载，周朝有“木铎采诗”的制度，国家设置专门的采诗官，令其身背竹简、手摇木铎，到各地搜集民间歌谣，从而了解政治利弊、风俗盛衰。《诗经》中的《国风》反映了当时各地的风土人情，其重要来源就是周王派使者到民间采风所得。

为民绝食

刺史杨震让大户开仓借粮

汉安帝永初六年（112年），时任荆州刺史杨震刚刚接到调任东莱太守的任命，赴任途中路过昌邑。当晚，在昌邑县的驿馆内，上演了一场关于良知与贪欲的对话。

当年杨震曾举荐的王密，如今已是昌邑县令。夜深人静之时，王密怀揣十金，悄悄叩开了恩师的房门。王密将金子放在案上。杨震面色一沉，严词拒绝。王密羞愧难当，带着十金匆匆离去，后来将昌邑县的衙门改为“四知堂”，以此自勉。

杨震带着这份清廉，来到东莱赴任。然而，东莱远比荆州艰难。面对空荡荡的东莱官仓，杨震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悲痛。

第二天，杨震便来到一个大户人家借粮。被多次拒绝后，杨震便在大户人家门口绝食，耗了三天，最后晕倒在那里。大户人家一看，这怎么来真的？饿死了朝廷命官可不得了！于是，这户人家开仓借粮。其他大户人家见状，也纷纷松了手。

反对浪费

宋代欧阳修为官主张节用

唐代的刘晏既是廉吏，又是能吏，他曾官至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等。安史之乱后，王朝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京城米价飙升，百姓无米下锅。刘晏受命于危难之际，宵衣旰食，首先从改革漕运入手，疏浚河道，改革用工制度，很快解决了粮荒问题，粮价日趋稳定，同时取缔了南方产粮区人民承担的粮食运输的徭役，减轻了百姓负担。随后他实行一系列经济改革，使经济出现复苏的曙光。

宋代欧阳修为官主张节用，反对浪费，体恤民情，爱惜民力。至和元年，全国苦旱无雨，国穷民困，而宋仁宗还在大兴土木，营建不停。欧阳修尖锐斥责那些迎合皇上、鱼肉百姓，竭天下之财、兴无用之役的官吏，说他们是“但欲广耗国财，务为己利，恣侵欺于官场，图酬奖之功劳”。他坚请宋仁宗停修宫殿，养民力，节财用。欧阳修为官40余年，尽管仕途坎坷，三起三落，但他以民为本、刚直不阿的品格，始终不变。

三铁治世

陈希亮预支战略储备粮救灾民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正月，凤翔府迎来新任“一把手”，眉州青神人陈希亮。

此时的陈希亮已到知天命之年，在宦海飘荡三十余年。那时，恰逢天旱，凤翔到处闹饥荒。新上任的陈希亮毅然决定预支战略储备粮，开仓将十二万石粮食借给老百姓。粮官担心背上擅自发放粮食的罪名，又怕粮食收不回来被追责。陈希亮表示：“你们放心开仓济民，后面的责任我一人承担。”

一时，灾民得救，凤翔府上下“陈青天”的声音不绝于耳。来年，雨水充沛，秋天丰收，百姓在饥荒时期借的粮食全部还清，仓库的陈谷也变为新粮，官民两利。

《宋史》说陈希亮“仁恕”，后人从陈希亮精神中解读出“三铁”精神——铁腕执法、铁心为民、铁肩担责。其实，不管是“仁恕”还是“三铁”，都和谐统一在陈希亮的精神世界里，那是儒家仁义礼智信的精神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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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五天

苏东坡仍连夜写奏章免盐税

元丰八年（1085年），苏东坡受命知登州军州事（辖今山东蓬莱、龙口、牟平、文登等4区市），但实际主政时间仅有五天。然而就是在这五天里，他实地走访，发现当地不合理的盐税政策，导致百姓“咫尺大海，顿食贵盐”；又敏锐地注意到当地水军武备松懈，边防堪忧。即便很快就要离任回京，他依然连夜写下《登州召还议水军状》和《乞罢登莱榷盐状》等两道奏章，最终促成朝廷为登州百姓免除沉重的盐税负担，也加固了海防，成就被当地百姓赞誉千年的德政。

在从政之初写下的《思治论》里，苏轼就提出“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的观点。苏东坡在杭州疏浚西湖、修筑苏堤的故事常被作为文化人的雅谈，但回到当年，他力主治理西湖，起因却完全和“造景”无关。在给朝廷的上书中，他揪心的是“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若放任西湖淤塞，不仅影响灌溉、蓄水，更威胁百姓生计。

引水灌溉

郑板桥写打油诗让百姓放弃祈雨

乾隆七年，郑板桥出任范县知县。上任之后，经常带一名衙役，扮作村民模样，到田间地头察看农情和民情。有一年大旱，灾情严重，百姓到龙王庙求雨。郑板桥写下了一首打油诗以开导民众：“吃斋能行善，骡马上西天。禁欲能益寿，太监活千年。求神能下雨，沙漠变绿原。若不疏浚河，怎能灌良田。”他还把这首诗歌当成告示四处张贴，让老百姓知晓其中的道理，放弃祈雨这个行为，转而行动起来，走引水灌溉之路。经过努力，灾年变丰年，出现了“种得新蔬雨后肥”的局面。

侯鸣珂在同治四年被任命为陕西孝义厅同知。上任之后，一方面，侯鸣珂向朝廷汇报灾情，请求赈济，等到赈济下来之后，他亲自赶着骡马将粮食运送到各地，拯救灾民两万多人；另一方面，侯鸣珂号召百姓搞生产自救，与百姓一块上山挖地、下田插秧。侯鸣珂率先垂范，赢得了百姓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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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一点

林则徐诗词里的“政绩观”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清代著名政治人物林则徐（1785—1850）谪戍新疆，兴水利、勘八城，其政绩观至今熠熠生辉，值得今人镜鉴。

1842年8月28日，林则徐从哈密动身，沿天山西南麓行。感慨赋诗，《塞外杂咏》其六诗云：天山万笏耸琼瑶，导我西行伴寂寥。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天晴雪共难消。忧国忧民时，愁绪染白了头发，和天山上终年不化的积雪一样，是难以消融的。

林则徐考察沙漠边缘的南疆八城，写有《回疆竹枝词》三十首。他以《柬全小汀（全庆）》为题，寄诗两首，其一诗云：蓬山俦侣赋西征，累月边庭并辔行。荒碛长驱回鹘马，惊沙乱扑曼胡缨。但期绣陇成千顷，敢惮锋车历八城。丈室维摩虽示疾，御风仍喜往来轻。

回忆共同勘地的往事，对荒凉的边疆未来充满希望，一片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跃然纸上。其“但期绣陇成千顷，敢惮锋车历八城”之句，与此前启程赴疆时所写《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七律二首其二诗中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名句，交相辉映，传颂于后世，令人感奋。

（综合中国组织人事报、学习时报、廉政瞭望、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天府新闻界、人民出版社）

编辑：李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