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正值汛期。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可能要来了！气象部门预测，未来10天南海及西太平洋海域，将有1至2个台风或热带低压生成，其中一个可能影响我国华南沿海。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日前，“闽安-2026”防汛防台风应急综合演练在平潭举行，演练突出科技赋能实战。那么，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是如何防汛抗灾的？

历朝历代，治水防汛都算得上头等大事。明代治河名臣潘季驯在《河防一览》中提出：“防河如防寇。寇至，而后为治兵缮甲之计，则必为寇所乘；河涨，而后为鸠工聚材之计，则必为河所乘。”防河如防寇，强调防汛工作必须时刻警惕和早做准备，其“未雨绸缪、全员知险”的核心理念至今适用。

现如今，各地部门、媒体不间断普及防汛知识、高频发布安全提醒，可民众防灾素养的短板，是汛期不容忽视的隐性风险，这恰恰印证了古人防灾治水的智慧，放到今天依旧极具现实参考价值。

建隆/漫画

商陶三通

3000多年前

已铺设地下排水管

商陶三通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三接口的“T”形陶制水管，1972年出土于河南安阳白家坟村西地。出土时，三通水管的南北向水管保存17节，全长7.9米，东西向保存水管11节，全长4.62米。水管每节长42厘米，管外径21.3厘米。东西向水管交接处，有一个三通水管，表明3000多年前铺设的地下排水管已形成网络分支，人们就已经关注到城市内涝的治理问题，在都城地下打造了完备的排水系统，以便利居民生活。

秦汉石犀现藏于成都博物馆。1973年，该石犀在成都天府广场附近首次发现，但由于当时挖掘技术不足、保护条件有限而被填回。直到2012年12月，石犀才得以“重见天日”。石犀长3.3米，宽1.2米，高1.7米，重达8.5吨。据专家推测，石犀的雕刻年代应该在战国晚期至秦代，兼具水则（古代衡量水位的水尺）和镇水功能。作为我国现存体量最大的秦汉时期圆雕石刻，秦汉石犀具有极高的考古研究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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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颁布我国现存最早防洪法规

一昼夜迅奔500里

竟比洪水还要快

我国古代各朝制订过许多防洪法规，从制度上保障防洪工作的顺利进行。其中，金朝泰和二年（1202年），金章宗颁布实施的《泰和律令》中的《河防令》，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防洪法规。

《河防令》的颁行，不但对当时金国占领下的黄河、海河等水系的防洪工作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的河防也产生积极影响。金以后各朝代的防洪法规，多由《河防令》引申而来。

在古代，黄河常决口淹没农田村庄。为防洪，便产生了“水报”。当上游地区降暴雨河水陡涨时，封疆大吏遂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急送下游，快马迅驰，通知加固堤防、疏散人口。当时有的一昼夜迅奔500里，竟比洪水还要快。

古代官府专门设置了报汛驿站，报汛又叫“水报”，主要有“羊报”“马报”“狗报”“步报”等多种报警手段。所谓“羊报”，就是报汛水卒。当测得险情时，“羊报”便迅速带着干粮和“水签”（警汛），坐上羊舟用绳索把自己固定好，随流漂下，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投掷水签通知。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于缓流处接应，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迅速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等各项准备。

元代时，朝廷还根据自然条件，设有陆站、水站、轿站、步站等报警驿站。东北地区由于路况差，故设有狗站，训练狗作为通信报警工具，用于报告水警的狗最多时达3000条。当时，在辽东、黑龙江下游等地区就设立有15处狗站用于报告水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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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最早记载

观测水位

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

我国水文工作者曾对长江上游历史枯水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宜昌到重庆段就有枯水题刻群11处，其中涪陵白鹤梁石鱼题刻保存最好，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水位标记，有着“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的美名。

白鹤梁是重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从唐代起，古人便在白鹤梁上以“刻石记事”的方式记录长江的枯水水位，并刻“石鱼”作为水文标志。

在宋代，吴江（今江苏省苏州）上立有两座水则碑，建于1120年。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左水则碑记录历年最高水位，右水则碑则记录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如果某年洪水位特别高，即于本则刻曰：某年水至此。该水则上刻写的最早年（经换算）为1194年。

水则碑不仅是观测水位所用的标尺，而且也是历年最高洪水位的原始记录。从水则碑我们可知宋代为统计汛期农田被淹面积，已建立了水位观测制度，这也是我国观测水位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最早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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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版值班打卡

按《千字文》编“更牌”

传递给下个“堤铺”

公元1590年，明朝的河道总督潘季驯堪称雄才大略，著书《河防一览》，设计出一整套防汛方案。第四卷提出“四防两守”方案。四防即昼防、夜防、风防、雨防，两守即官守、民守。

昼防可以理解成白天的防汛措施，指的是白天派人巡查河堤、修补河堤。明朝没有钢筋水泥和防汛沙袋，修补河堤的主要物料是“土牛”和“埽”（sào）。土牛即土堆，排列在大堤之上，每座土堆宽一丈有余，高七尺有余，形如卧牛。埽是用柳条和竹条编成大席、卷住石块，再用多条绳索捆成的圆柱或圆锥。大埽长达两丈，小埽长约三尺。巡查河堤时，发现哪处堤面薄弱，就从最近的土牛那里取土；发现哪里即将溃决，赶紧用大埽堵住缺口。

夜防是晚上的防汛措施，仍然要巡查和修补河堤。鉴于夜间人们容易犯困，也容易偷懒，潘季驯设计了一套“更牌”，要求巡堤人依次把写着编号和时间的更牌传递给下段河堤的责任人。这套更牌按照《千字文》编号，即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zè）、辰、宿、列、张……

潘季驯在黄河大堤江苏段的南北两岸设置了几百个巡查站，每个巡查站都是一个简易窝棚，时称“堤铺”。每天入夜一更时分，天字铺的当班人员领到“天字一更牌”，带着牌子沿着自己负责的堤段边走边巡查，查看堤身有无冲刷塌陷等，然后传递给“地更牌”，就这样依次往下传……用现在的话说，这套更牌制度既是相互监督，也是古代版本的值班打卡。

防堤坝被掏空

柳树在明朝

可是“碎波消能”能手

再说四防里的风防。《河防一览》原文写道：“水发之时，多有大风猛浪，堤岸难免撞损，若不防之于微，久则坍薄溃决矣。”汛期到来，最怕飓风，风掀波浪，浪刷堤坝，最容易把堤坝掏空。怎么应对呢？今天有防波堤，有浮筒消波带，明朝的做法则是“挂柳”和“浮埽”。

挂柳是把整棵柳树运上河堤，成排放倒，树根锚在堤上，树梢垂入河面；浮埽是用柳条捆扎的马尾状小埽，柄端系着缆绳，缆绳钉在堤上，马尾浮在水中。狂风起时，波涛冲岸，柳树梢和马尾埽随波上下，枝条打散波涛，消耗掉大部分动能，从而护住大堤。从物理学角度讲，挂柳和浮埽都是用来“碎波消能”的柔性浮动式构件，方法虽土，护堤效果却很明显。

雨防是四防的最后一防，这个特别简单，主要是要求护堤人备好雨伞、蓑衣和斗笠，下雨时仍要坚守阵地，不可跑到窝棚里躲避。

责任划清追查到人

网格化防汛抗洪

明代早执行了

如果简单讲，官守和民守无非是官民协力防汛抗洪，但要仔细分析，潘季驯实际上推行了网格化管理和军事化管理。

网格化管理是这样的：每三里堤坝划为一段，每段设置一座堤铺，每铺安排三十名值班人员，每名值班人员负责守护十八丈堤面。另外，每四座堤铺由一名“老人”监管，这里所说的“老人”并非老年人，而是在管河官员手下长期工作的差役。如果某处大堤出了问题，那么治河总督就要处罚管河官，管河官处罚差役，差役处罚负责巡守该处堤面的值班人员。总而言之，就是必须把责任划清，每个问题都能追查到责任人。

军事化管理是让士兵参与防汛，利用侦察兵的长项查看险情、传递汛情、防范“盗决”。

潘季驯在防汛工作中发现，每年总有一些人故意破坏堤防，这就是盗决。所以潘季驯动用他的总督职权，从军队里调拨一批侦察兵，专在夜间侦察盗掘事件。这些侦察兵在明朝有多种名称，或称为“哨报”，或称为“尖儿手”，或称“夜不收”。与其他士兵相比，他们身手敏捷，视力超群，能打能熬，正是侦察盗决的好手。而发警报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在高杆上悬挂灯笼，二是敲响铜锣，三是发射鸟铳。

（综合北京青年报、国家文物局、北京市社科联、北京档案杂志、中国城市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等）

编辑：李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