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棘花》的后记中，作者简媛说：“和我的第一部小说《空巢婚姻》一样，《棘花》也是社会题材，同样描写了当代女性的绝望与欲望”。在这样的自白中我们很自然地将女权主义批评的理论诉求与作者创作之初心联系起来，并且可以在当代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史中追寻以及确认该作品对中国女性“生存经验”书写的承继与发展。但笔者认为简媛的这部作品却不单单是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去理解当下生活中女性的经验与困境，更为重要的是这部作品探讨了作为个体的女性如何像棘花一般试图打破施加在女性个体身上的各种枷锁，以及这种努力在现实面前的最终失败，从而使得整个小说有着一种从女权主义意识出发而又不囿于女权理论之限制所迸发出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即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批判性光芒。

女权主义批评是在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在西方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的一种崭新的批评方法，在这其中由埃莱娜·西苏提出的“女性写作”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这一理论之中，西苏呼唤“新女性话语的出现”用以颠覆父权语言中心主义对女性的压迫，其中女性生理与精神特质的多样化就形成了“女性写作”的不可被定义性以及区别于男性写作的重要特征。这种诉求可以说是小说创作中“展现女性的绝望与欲望”这一主题的理论来源。因此我们才会在《棘花》中从杨素的欲望以及情感追求和精神向往中完成对杨素的认识，在欲望与情感安慰的纠葛中体味作为个体女性在生活面前可能会遇到的种种矛盾与痛苦，因而也只有在这种具有鲜明“女性写作”特征的书写中一个完整、立体、丰满的女性形象才会逐渐清晰生动起来。

与此同时，“女性写作所展现女性的绝望与欲望”这一主题也同样在当代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中得到了确认与实践。第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欲望化的“身体写作”，林白、陈染、卫慧等女作家旗帜鲜明地高举身体的大旗，在关注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性别体验中完成了中国女性作家反抗社会、反抗男权的第一次写作尝试。“在所有的言说空间都充满着男权文化的陈腐气息时，女性唯有在自己的躯体上才能找到建构女性诗学话语体系的第一块基石”（赵树勤：《寻找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棘花》这部作品也正是在这种文学追求中确立了自己写作的特征与意识，因此在小说的开头我们鲜明感受到那种对于男性的渴求的气息中包裹着的涌动的欲望就不单单是一种女性本能的展现，我们更要明白的是在这其中早已暗自划定的是属于女性特有的话语表现方式与权力范畴。

当代女性主义思潮发展的第二个鲜明的特征是对个性尊严的把握以及身份的认同。在80年代重新从家庭走向社会的女性开始了新的身份重新确认和价值观的建构，那种对个性尊严的渴求以及对职业身份的认同感开启了女性作家新的写作面向。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三毛、龙应台、亦舒等作家都将写作重点放在对社会转型期的女性命运、女性生存以及个性建构的描述中。《棘花》中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主人公杨素的职业身份以及她对于这份职业的执著与从中收获的安慰。就像棘花一样，身为肛肠科大夫的杨素“坚忍耐、多刺，朴实却又执著地灿烂在本来寂寂无闻的肛肠科”，虽然杨素对于职业的追求成为了她收获幸福家庭的一个矛盾所在，但这却又是她借以抵抗生存困境以及本能欲望侵袭的最后屏障，这种两难的境地凸显的是生活超越理论的复杂之处，也是小说本身的深刻之所在。在危机四伏的男性社会一个女性究竟怎么样才能冲破各种枷锁寻找到生存真正的依凭？

作者试图以棘花为意象为这样一个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即使外表多刺，但依旧会坚强的生长，在为他人的盛开中达到灿烂。书中反复提及杨素在工作中可以得到一种被需要的状态，在这种帮助且治愈他人的状态中杨素找到了安慰与不去怨恨生活的理由，甚至在这样意识的驱使中杨素因缘巧合的遇见了自己的生母。在对这种朴素却动人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中杨素似乎找到了抵抗困顿生活的钥匙，但作为一个清晰的现实主义作家，简媛不会单单依靠作家的本能与经验就使得其笔下的人物就这么和生活和解，真实的生活是不会这么轻易的就为女性带来一个遮蔽风雨的方舟。随着故事情节的直转而下简媛让压迫在所有女性身上的所有枷锁一起向杨素袭来，在杨素的失明中我们才能真切的感受在这个“充满敌意”的现实社会中女性依旧无处可逃、无路可循、无人可依，现实的批判力量也终于在杨素的失明中爆发出光亮，那是直面现实的光晕，那也是作者悲悯情怀的光晕。此外，在细节之中我们也能看到简媛的现实主义功底，在肛肠科的“实习”经历使得她在把握杨素医生职业素养、情感方面有着极为准确地把握，肛肠科医生那种治病救人的崇高感、病人下体可能散发的臭恶感以及女医生可以随意看到他人私处这种“便利”所带来的“骚媚”感混合在一起的复杂情感都被简约生动地描绘出来，由此使得作为医生的杨素的形象更为真实可信。（长沙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王雨佳）

编辑：梁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