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   

    欧阳修
    紫案焚香暖吹轻，广庭清晓席群英。
    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
    乡里献贤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
    自惭衰病心神耗，赖有群公鉴裁精。

    今年高考语文出了一道11分的古诗欣赏题，诗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写的《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所以我们就来好好说说欧阳修，说说这首诗到底和福建有何重大关系！
   
    【一】
    欧阳修做官时，北宋已建立七十多年。此时的北宋最大的隐患是：官僚机构臃肿，财政支出庞大；官员们得过且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养的兵太多，战斗力却不强。所以无论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主要的就是针对这些弊端。
    此时，宋仁宗刚刚亲政，亲政后一个重大动作是任命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为右司谏，为朝廷改革出谋划策。而27岁的欧阳修，此时还只是地方小官，他对范仲淹这位直言敢谏的前辈那是仰慕的。
    三年以后，范仲淹做了皇帝御用的政治顾问（天章阁待制），欧阳修也提拔了，做了馆阁校勘（国家图书馆馆员）。别看不起这官，在宋代可是高级预备队。

    改革先从整顿吏治做起，当朝的宰相叫吕夷简，宰相当了十几年了，到处都是他的门生。范仲淹要改革必然得罪老宰相。宋仁宗不是刚当皇帝吗，得维护政治局面稳定，于是给了范仲淹一个罪“私结朋党、离间君臣、越职言事”，将范贬出京城。一起被贬的还有“范党”成员，一个叫余靖、一个叫尹洙。
    要离开京城了，总得吃吃饭，送一送吧。有一天他们到余靖家吃饭，有个官叫高若讷（时任右司谏，负责纠察百官），在聚会上不停地说范仲淹的坏话，欧阳修气得不行，回家后给高若讷写了一封著名的公开信《与高司谏书》。主要意思是说你高若讷就是个“君子之贼”，是典型的小人。《与高司谏书》算是欧阳修青年时代最轰动的一篇文章。高司谏当然不干了，拿到皇帝那里评理，于是欧阳修也被贬夷陵（湖北宜昌）。

    
    【二】
    此时，福建人蔡襄（仙游人）登场了。
    他写了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叫《四贤一不肖》力挺欧阳修，这“四贤”说的是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那“不肖”当然就指高若讷。这几个人被贬确实冤枉，而高若讷作为谏官，他的表现确实让人不齿，《四贤一不肖》洋洋洒洒千余字，这样的评价朝臣们基本是认同的：蔡襄赞范仲淹“汉文不见贾生久”（可比汉文帝时政治家贾谊）；称余靖“卓然安首襟韵孤”； 尹洙“章章节义尹师鲁”（说他们都是有气节、讲道义的人）；赞欧阳修是“斯人满腹有儒术”。对于高司谏则讥讽“谗言易入天难欺”。
    蔡襄与欧阳修是同一年的进士，蔡欣赏欧的诗文，欧盛赞蔡的书法，二人心心相惜。欧阳修曾在《于役志》详细记载了自朋党事发到他被贬所期间，他与蔡襄等人的交往，欧自己所述，这10多次聚饮活动中，明确提到有欧、蔡同时参加的，就多达六次。蔡襄已然是改革派中重要一员。

蔡襄像

    
    【三】
    欧阳修虽被贬，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他看到朝政的改革是大势所趋。在熬过四年的贬谪生活，1040年，欧阳修复职馆阁校勘，之后又担任了谏官。同年，蔡襄也被召试学士院，授馆阁校勘。也就是欧、蔡到了一个办公室。
    闲暇之余，蔡襄把他的弟弟蔡高（时任开封府太康主簿，很多人以为蔡京是蔡襄的弟弟，其实蔡京只是蔡襄的堂弟）引荐给欧阳修。欧阳修后来在蔡高的墓志铭中称：“予友蔡君谟（襄）之弟曰君山，为开封府太康主簿，时予与君谟皆为馆阁校勘，居京师，君山数往来其兄家，见其以县事决于其府……予始知君山敏于为吏”。欧曾与蔡高曾就朝政展开讨论，对蔡高的务实精神赞叹不已，称蔡高“天下之奇才”。
   
    【四】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皇帝下诏让百官言事，欧阳修提了两条，其一，做君王的要有主见。其二，一旦决定，下手要狠、下手要硬。这就是要皇上自己说了算，矛头直指执政二十多年的老宰相吕夷简。当时吕夷简已六十多岁了，终于辞了相位。
    吕宰相倒台了，蔡襄颇为振奋，作诗以贺。欧阳修拿着这诗到仁宗皇帝那去，将蔡襄推举以谏职。后来也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上欧蔡书》中称：“昨者天子赫然独见于万世之表，既更两府，复引二公为谏官。见所条下及四方人所传道，知二公在上左右，为上论治乱得失，群臣忠邪，小大无所隐，不为锱铢计惜，以避怨忌毁骂谗构之患。窃又奋起，以谓从古以来，有言责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此周详悃至，议论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说的是欧蔡二人做为谏官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从外交到内政，从制度更张到人事任免，欧蔡几乎无所不言。
    新政期间，欧、蔡以及余靖、王素等同司谏职，言事无所顾避，得仁宗嘉奖，被称为“四谏”。

蔡襄的《暑热帖》

【五】
    从庆历二年到三年，北宋宋仁宗提拔了一批改革派官员，其中就有福建人蔡襄和江西人欧阳修，而新政的领袖范仲淹也终于当上了参知政事（副宰相），保守派的反扑更加疯狂，有一个宦官叫蓝元震就在皇帝面前说了：范仲淹这伙人就是“朋党”啊！这话皇帝最为忌讳，因唐就毁于党争（牛李党争）。
    范仲淹做了副宰相，身边确实聚集一批同道中人。宋仁宗问了大臣一个问题：“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党乎？”（难道君子也结党吗？）在皇帝看来，范已然结党。范当然坦然，说，“君子结党是为国家用命”。
    为消除皇帝的疑虑，欧阳修又写了篇著名的《朋党论》，他说，君子结党，奉行忠信，爱惜名誉，报效的是国家和皇帝。而小人结党，看重钱与权。虽然这篇文章让仁宗稍稍把心放下了，但欧阳修蔡襄等人公开宣扬“君子有党论”，加上政敌的攻击，让仁宗犹豫不决，新政也因此流产。
    保守派继续找茬、打击，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再次离开中央，欧贬往安徽滁州，于是才有那篇著名的《醉翁亭记》。
    38岁的欧阳修将自己称做“醉翁”，醉翁不光是写景，更在抒情。这个时候，前文提到的写《上欧蔡书》的曾巩来到了滁州拜访欧阳修，向他学习古文。
    此时，欧阳修在醉翁亭不远处又建一“醒心亭”，他邀年轻的曾巩为他写一篇《醒心亭记》，曾巩写的大意是：“老欧”之所以醉就因他太清醒，他之所以清醒就因他永远都有一颗关心国家、关心百姓的心。
    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同样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有着对庆历新政的惋惜与无奈。
    此时的蔡襄，则调任福州，后又去了泉州，直到1061年，蔡襄从泉州入京授翰林学士。之前的“战友”重又再聚，关系也更为密切。1065年，蔡襄受宋英宗猜忌，欧屡为其辩，但蔡襄还是被贬往杭州。两年后，蔡襄病逝，他的墓志铭正是一代文宗欧阳修所写（《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

苏轼题写的“醉翁亭”

    
    【六】
    《醉翁亭记》著就的九年后，欧阳修回到京城开封任翰林学士，1057年欧阳修做了“高考”主考官，他一直提倡平实文风，要改浮夸风气，这一届的考生中就有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于是就有了今年高考古诗阅读中出现的那首《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诗，诗写的是见到考场中英才济济，考试寂静肃穆，下笔翻卷之声似春蚕食叶，那是多么充满生气，他为朝廷得添新人而由衷喜悦。
    似乎曾巩是欧阳修最喜欢的学生。他对曾巩喜欢到什么程度：那一年，苏轼“高考”的文章写得好，但老欧非觉得写这么好肯定是曾巩，因为曾巩算是他的门生，为避嫌，最后给了这份试卷第二名，揭开试卷名字一看，怎么考生叫苏轼。
    这曾巩后来到了福州当地方官，呆了13个月，后来还为福州留下了《道山亭记》（福州乌山上）——这就是11分的高考语文试题与福建的关联，梗在这里！

    
    【七】
    “八大家”中与福州有最直接关系的便是曾巩。940年前（1077年），曾巩任福州知州，这一年他已59岁。
    福州的最早的公园叫“州西园”，建于宋，因在州衙之西，故得名。蔡襄在福州党官时留下《开花园》一诗，正是吟咏此园：“风物朝来好，园林雨后清。”曾巩也有写这座公园的诗（《西园席上》）：“省阁名郎国羽仪，瀛洲仙客众蓍龟。山溪向日花开早，海峤经寒酒熟迟。下榻笑谈红旆偃，引觔醒醉玉钗随。唯惭别垂疏玩甚，满面尘埃更有诗。”说的是来了贵客，在州西园宴请。“山溪”的山，是云步山，后来，山削平，盖了楼，可能就是今天的“发改委”。席上还有美女陪酒，这次宴请，州西园类似国宾馆。
    福州三中退休的语文老师朱天琪借此做出推理：曾巩在福州的园里漫步吟诗，足下之路，可能就是今天福州三中的校园内。
    在福州，曾巩提出一个观点：“当官不能与民争利”。那时，州府级的官吏除工资外，还补给一定数量的“职田”，福州知府衙门后院这块菜园，种植各式蔬菜。由于府内蔬菜上市早、质量好，抢了菜农的饭碗，于是曾巩宣布取消这项创收，官府不再种菜。从此，来福州做官的都效仿曾巩。
    当时，福州还有个怪现象，买住持的比买官的还多，因当时寺庙香火旺。一些社会名流更是买通关节，贿赂官府，争当住持。曾巩想了个办法，他把和尚们聚集一处，搞无记名投票推举住持，投票选出的住持由官府发聘任文书，这就堵住了腐败的后门。
    他在上呈朝廷的《福州上执政书》中写道：“自冬至春，远近皆定。亭无桴鼓(战鼓)之警，里有室家之乐。”曾巩对其福州任上的治绩也颇为自满，在文书中说：“今（福州）山海清谧，千里宴然，里闾相安，粟米丰羡。”所以曾巩在福州的13个月应是挺开心的。据载（《福州百姓文化》），曾巩逝后，其后裔一支为避战乱迁入福州，连江坑园、敖江白沙村《曾氏族谱》尊崇曾巩为宗祖。

曾巩像   

    【八】
    曾巩考上功名是因欧阳修的赏识，但在老欧当主考之前，他考了两次进士都没考上，同是江西老乡的王安石便是他头次考进士的“同学”。那一届王安石考上了，而曾巩却落榜了，但曾巩当时的知名度已经很高了，因他与范仲淹、欧阳修、蔡襄这样的社会名流都常有书信往来，说得上话。
    那一年没考上进士的曾巩写信给翰林学士蔡襄，在这封信里说：“巩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亦书其所为文一编进左右，庶知巩之非妄也。”（《上蔡学士书》）意思是说，我的好朋友王安石太有才了，虽中了进士但名气还不够大。他是个持重之人，不会向人推销自己。这样的人才真的不常有……他把王安石的文章抄了一卷寄给蔡襄看。第二年他又给老师欧阳修写信再荐王安石。
    这说明虽然曾巩没考上进士，但他的影响力足以向国家举荐人才；第二，这么卖力推荐考上进士的王安石，因为他觉得这人真的是人才，是能够治国的。
   
    【九】
    我们再说回欧阳修这来：欧阳修不愧一代文宗，不但是政治家、文章写得好，对后辈也有诸多奖掖。
    欧阳修与福建籍文人的关联还有不少：比如福州第一位状元叫许江（闽清人），老欧读了他的赋盛赞：“君辞气似沂公（王曾，仁宗景佑年间右相），未可量也。”
    还比如，“福州海滨四先生”之一的陈烈（长乐人），也是老欧的晚辈，欧称其：“陈烈清节茂行，非惟一方学者之所师，致之朝廷，必有裨补，近闻命以官秩，使教于乡，未足以称励贤旌德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