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发了《乌山石刻已等你千年，每个字背后都有位百年一遇的大师》，大伙还挺感兴趣的，那好再来一篇吧——乌石山的摩崖石刻不但记录着文人骚客的情怀，也演绎着“壮怀激烈”、“侠骨柔情”的英雄们故事……

    
    【李弥逊】  一尊来作横山主

    乌山上有一处石天景区，“石天”的石刻虽是明代文人所题，但出处却与一位叫李弥逊的福州豪杰有关，出自他的“女娲补天余，坠此百炼石”诗文，李弥逊官至户部侍郎，相当于一个副部级的官员。

    据《乌石山志》记载，他与岳飞、李纲齐名，因坚持抗金被贬漳州。1142年，秦桧害死了岳飞，次年当上了太师，秦桧更加痛恨此前反对过他的人，贬了一拨忠良，其中就有李弥逊。李弥逊深知再无回天之术，辞官归田，隐居连江西山，失意豪杰的晚年生活，总要寄情山水，借以排遣郁闷。这其中就有大量游乌石山所作诗词。一首《蝶恋花·横山阁》：“百迭青山江一缕，十里人家，路绕南台去。榕叶满川飞白鹭，疏帘半卷黄昏雨。楼阁峥嵘天尺五，荷芰风清，习习消袢暑。老子人间无著处，一尊来作横山主。”虽写的是乌石山和横山阁（乌石山南坡上，已毁）美景，但其实是在抒写家国情怀：天底下既没老子去处，只好手持酒杯，姑且来做横山阁主人吧。
    失意英雄却在诗词上有所成，钱钟书在《宋诗选注》曾评他：“不受苏轼和黄庭坚的影响，命意造句都新鲜轻巧，在当时可算独来独往”。他的《春日即事》也成为了2008年全国高考Ⅱ卷的试题。写了暮春时节风雨之后落花狼藉的景象，其意却是在说自己的寂寞和感叹世态炎凉。可谓英雄气短！

    
    
    【李纲】  几经沉浮壮志未酬

    邵武人李纲比李弥逊长三岁，官衔和名气也更大，他与李弥逊政见相同，诗词酬答甚多，“靖康耻”应该是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吧！
    1132年元月，乌石山戒备森严，一定是有大人物出现，十多名高官簇拥着嗣濮王赵仲湜拾级而上，跟随者中还有曾当了70多天宰相即被罢免的李纲。他们还在乌石山的石壁上刻下“参知政事孟庾宣抚闽部，按视城守回，邀嗣濮王仲湜、资政殿大学士李纲……会于乌石山之长乐台瑞云庵。绍兴壬子（1132年）正月二十一日。”

    六年之前（1126年）的东京之战的烟火仍在李纲的脑海中烧着，那时候他是出将入相，但金人一退，他便遭排挤，此时他的官衔是“资政殿大学士”。按宋制，只有离任的宰相才有资格成为资政殿学士，这个学士地位特殊，大约享受副宰相的待遇。
    1130年，李纲自海南“蒙恩”北归，至江西德兴与躲避战乱的家人团聚，1131年，李纲携家人抵达福州，先寄居安国寺，后移居南台天宁寺，他写的“壮年几何时？倏忽成衰翁”之叹，便是在天宁寺（大约是今天仓前路一带）。到了1132年这一年，宋高宗赵构迁都杭州，南宋朝廷算是在东南站稳了脚跟。或许赵构此时又想起了这位几度沉浮的李纲，复启用他为湖南宣抚使兼知潭州。题刻中并没有记载这些大人物说了些什么？在商量抗金大计吗？是否也为李纲鸣不平？李纲是否在心中重燃北定中原的大志？
    这一年五月他离开福州，抵达长沙后立即着手军队的装备和训练、造战舰募集水军……但他所做又有何用？不久又遭罢，多次上疏陈诉抗金大计，均未纳用。这一年他还写了一首《病牛》的诗：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
    八年后，郁郁不得志的李纲病逝于福州仓前山椤严精舍寓所，胸中壮志未酬。
   

    【戚公、俞公和黎公】 抗倭的英雄们

    乌山上有纪念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的戚俞二公祠，提及抗倭名将，人们只知戚继光，俞大猷这个名字却被遗忘。在当年的东南沿海一带，“俞龙戚虎，杀人如土”的民谣一直传诵至今；《福建通志·列传》也有“世言继光如虎，大猷如龙”之语。在传统观念中，龙显然要比虎高出一筹。
    俞大猷戎马生涯47年，比戚继光年长25岁，抗倭时间也比他长。嘉靖年间是倭寇为患最为严重的时期，从嘉靖二年（1523年）倭寇“大掠宁波沿海诸郡邑”到隆庆三年（1569年）被一鼓荡平，长达46年之久，正是俞大猷20岁到66岁的奋发有为时期。抗倭期间，他先是进剿以王直为首的从倭海盗，后是击溃附倭的吴平集团，始终居于战斗第一线。戚继光也参加了剿灭这两股倭寇的战斗，但职位比俞大猷低，曾是俞的部下。
    戚俞二人算得上忘年之交、管鲍之交。两人还在厦门万寿岩潮音洞前的巨石崖壁上一同题刻和诗，诗壁至今犹存。在歼灭徐海、进剿平海卫、南澳破吴平等重大战役中，他们联手御敌，总是密切配合，屡建奇功。最终荡平倭寇，俞戚二者缺一不可。
    而乌山上还有一块黎公岩，石壁上刻“乌石在 黎公在”，这“黎公”知之者更少。资料上甚至连他的生卒年月都不详。此公黎黎鹏举，只查到黎公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设计诱出盘踞漳浦、后江等地的倭寇进入埋伏圈，举而歼之。不久，倭寇从浙江宁波南侵，闽江口五虎门失守，福州告急，黎公赶到，焚毁敌船，直追长乐梅花，八战皆捷。后升为参将，镇守福宁州（今宁德）。福州百姓感激其功，于是乌山上有了这块“乌石在，黎公在”。

    
    
    【陈振龙、金学曾】 番薯英雄

    郭沫若游闽时填了首《满江红》，“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他把陈振龙的引进番薯之功，金学曾的推广之恩，与尝百草种五谷的神农氏相提并论。
    关于番薯引进中国，流传最广的传说大致就如郭沫若所说：福州府长乐县有个名叫陈振龙的读书人，科举不第，转而经商，往来于福建和吕宋（菲律宾），他发现番薯“随栽随活”，数次想带回家乡，但当时吕宋岛上的西班牙殖民者禁止红薯出口，又一次他将薯藤绞入吸水绳中（另有“编入藤篮”、“封装于竹筒中”等说法），藏匿于船中，经七昼夜航行，终将薯种带回故乡福州。这一年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
    其子陈经纶兴奋地禀报了福建巡抚金学曾，巡抚也很高兴，批示说“夷国朱薯可试种”。没想到次年，福建各地大旱，金巡抚说，是时候大显身手了，下令“教民种之，赖以度荒”。百姓感激金巡抚推广之功把红薯取名“金薯”、“救命薯”。乾隆皇帝也曾向全国下了“推栽甘薯，以为救荒之备”的诏书，从此番薯成了一种主要粮食作物。
    落地书生的无意之举，竟也成就了拯救饥馑苍生的英雄！
    金学曾按陈经纶所献《种薯传授法则》为基础，写出中国第一部薯类专著《海外新传》。乾隆年间陈振龙五世孙陈世元撰写《金薯传习录》在福州刊印出版，福建省图书馆还收藏有一部完好的《金薯传习录》本子。清人造了先薯亭，当然现在的亭子和碑刻都是近代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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