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从福州“走反”到永安

1938年5月，祖父随省府内迁永安，至1945年初，已将近7年了。

这期间，我父亲考入福建省立医学院，随校迁往沙县，我二姑考入省助产学校，随校迁往连城。

1941年4月21日，福州沦陷。正在患病的祖母仓惶间急忙带着叔叔、姑姑等7口人随难民“走反”，从龙潭角经南屿、南通出城。此时“国军”已不见踪影，只余成群结队逃难的福州市民。祖母无奈中，只得与相熟的几家人，凑钱雇请闽北水上“土匪”站在船头充当“保镖”，乘坐木渔船向闽北各处逃亡。

逃经水口、延平、沙县，行李全部丢失了，祖母带一家老小，坐在延平一户人家门口啼哭。所幸，闻声出来的主人居然认识我祖父。在他接济下，祖母终于抵达永安，与祖父在永安水井街得以团聚。一家人从此在永安落户。

祖父原先在旧省府民政厅工作，后来被借调到省临时参议会，协助郑祖荫、陈培锟（任正、副议长）工作。那时日寇对永安城区不断狂轰滥炸，城区住房大部分被炸毁，一家迁往永安吉山，没有住房，民政厅安排了一处“丁厝”——就是乡村半路上停放棺木的竹棚，用马粪纸裱糊下，一家人暂时栖身。每逢轰炸，祖父、祖母就带领小孩们在山洞里躲避，祖父常常在山洞里席地而坐，在凄厉的警报声和爆炸声中闭目念经。

叔叔姑姑们当年还是7至13岁的孩子，安定下来之后，在吉山临时开办的战时竹棚学堂里接受启蒙教育，参加童子军训练，与当地小伙伴一起上山挖竹笋、下河捉鱼虾，度过难忘的少年时光。据叔叔回忆，我家当年与辛亥元老郑祖荫老先生比邻而居，郑老和蔼可亲，还手把手教他们写毛笔字。陈培锟、高登艇、郑贞文等先生都是祖父的良师益友。我二叔后来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投身革命。三叔投笔从戎，参加解放军28军。

在永安，我祖我父投身抗日

永安虽然是大后方，但也并不平安。

1938年6月3日，日机首次轰炸永安，省银行金库和商业区被炸毁，2死1伤。1939年5月至9月间，日机5次轮番轰炸永安城区和省府主席陈仪公馆所在地吉山，投下大量的燃烧弹和各种类型的轻、重磅炸弹。1943年1月2日，日机约20架在城区燕溪畔和江滨路一带，轮番投弹，炸毁大片房屋，伤亡惨重。燕江波浪滚滚，山城狼烟四起。永安当时以土木质结构为主的城镇房屋焚毁殆尽。日寇企图一举炸毁省主席办公地点（吉山防空洞，现遗址仍在），但未得逞。

瘟疫，总是与战火结伴而来。1941年，日军在浙江宁波空投鼠疫炸弹，造成当地腺鼠疫大爆发。时福建省财政厅某陈姓秘书的家属在宁波感染上腺鼠疫后，为避疫逃到永安，将致命的鼠疫带到永安，引起鼠疫爆发。在1941-1943年间，永安腺鼠疫疫情波及13个乡、镇、街，共发病108人，病死率达100%。永安新桥防空驻军患病40余人，同时，省政府机关驻地和下吉山等郊区也发生疫情，死亡50人。当时的省防疫大队在吉山萃园书院（原址现已修复，尚有当时的防空洞等遗址，2015年列为全国文保单位）、省卫生试验所、省立第二医院（省卫生处附属医院）等，大批人员投入抗战防疫，卫生试验所紧急制备防控鼠疫的消杀、诊断等物品供应本省及浙江、广东、江西等地。

永安疫情震惊全国，国民党中央卫生署紧急拨给福建省府鼠疫防疫经费法币500万元。当局出动军警和卫生防疫人员，采取把守城门路口，强制隔离病人，并将患者强行送下渡隔离，死后尸体均不发还，集中焚埋处理。

1943年11月4日，日机对永安实施最后一次疯狂轰炸，20架飞机投弹135枚，多为500磅的重型炸弹。永安邓家焕老先生在回忆中写道：“敌机由东向来，旋往西北方向窜去，约过五分钟再度返回投弹。先在桥尾一带投弹，炸死约十余人；然后经西门桥、中山路、中华路、新街、大同路、东门街、抵新桥头、大帝宫长约五华里长的地段掷了百余枚炸弹夹有烧夷弹，房屋倒塌，大火吞没一座座商店和民房，蔓延在整个永安城区，头破血流、断手折足，在火海中发出一声声惨叫，头颅手足高悬电杆线上，街旁路边尸体焦臭难闻，其中16条街道被炸，房屋店铺大火冲天，城区精华焚毁殆尽。共约烧毁房屋918栋，死伤群众达500人。”

日寇的狂轰滥炸，并未动摇我家人的抗战决心。祖父当时负责战时人员培训工作，经常往返永安、三元、沙县等地。我父亲在沙县，与医学院一、二班同学翻山越岭数十公里到夏茂购买毛边纸，印制抗战宣传品。为参加文艺演出，还利用课余时间，到当地戏班学拉二胡，这个爱好，后来伴随父亲终生。当时父亲常和同学一道骑毛驴，随抗战敌后后援会到闽南、莆田许多乡镇宣传抗战，发扬“笠剑精神”（头戴斗笠，腰佩短剑，号召民众投身抗战救亡，一同奋勇杀敌），啃地瓜干、睡草铺，父亲说他常常在毛驴背上就睡着了，跌醒了又重新上路。这场抗战宣传活动历时2个多月，才返校复课。

福建医学院战时办学十分艰难，虽名为省立，但省财政困厄不堪，省财政厅长被称为“乞丐厅长”，须向海外侨胞募资度日。在那样困难条件下，福医坚持办学，吸收了一批从各沦陷区来的知名学者、教授担任教学，教学质量堪称一流。许多学生能通晓2-3门外语，可以担任口语翻译。一些学生被抽调到永安临时省会担任外事翻译任务。我父亲英、日、德文均很棒，书面翻译很快，这也为他晚年担任国外医学情报资料编译工作打下坚实基础。福医师生还积极参加战地救护工作。日机多次猛烈轰炸永安、沙县等地，造成人员死伤，福医师生自发组织战地救护队，救死扶伤，在战火烽烟中更坚定了抗敌决心与爱国激情。福医学生的抗日宣传演出，也大有名气。父亲在书法比赛中曾获福医一等奖，他的二胡独奏“病中吟”（福医师生自排自编巴金名作《家》的话剧片段），曾是各种演出的保留节目。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的消息通过电报传进永安、沙县，山城欢腾了！我姑婆回忆，从不饮酒的祖父，那天喝了一大壶吉山老酒，醉倒了。我父亲在沙县，消息传到校园，学生们纷纷把课本向天花板抛去，师生们唱着、跳着，和沙县人民一道，一整夜从城头跑到城尾，又从城尾跑到城头，敲锣打鼓，县城的炮仗销售一空。

90岁祖父的感慨

1981年，我的祖父年已90岁，作为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他通过省政协给时任台湾政要的严家淦先生写了一封信，忆及永安往事：“严家淦先生：当年您在福州任省财政厅厅长，我与高登艇先生同在民政厅工作。抗战期间，省府迁往永安，部分在沙县三元镇，设训练所等机构。记得有一回，陈仪主持会议，我建议买10辆板车，来往永安、沙县之间，花钱不多，以利交通，全体赞成，丘汉平先生表示完全负责办理，您精明强干，力排众议，说买车容易，但施车用工，花钱不少，省财政无法担负，大家一阵感叹而作罢。如今您若有机会来福州看看，路多宽，车多少，比当年大上海毫不逊色……八闽乃严先生旧游之地，大陆与台湾，问其祖国，同属一个中国；问其人民，同为炎黄子孙；阔别32年不相往来，试问人寿几何？旧侣重逢，不耄耋，亦古稀，向前看，月缺必有重圆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硝烟散去，70年过去了。当年经历过永安抗战岁月的老人，不论天涯海角，或人隔两岸，每当回忆起同在永安抗战的经历时，无不百感交集。数十年来，他们只要有机会，就重游永安故地，而他们的后代，也以能到永安寻访先辈旧迹为要事。

国难未敢忘，子孙后代，也永远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