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世界都在注目新加坡。虽然李光耀过世的假消息一时间铺天盖地，但新加坡总理公署及时辟谣，表示老爷子依然在医院，情况不容乐观。

　　这位堪称20世纪最重要的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家，把一个小小的城市国家，治理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和各大国倚重的重要政治力量，李光耀的智慧不得不令人佩服。

　　曾有一篇旧文，谈了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如何对付不怀好意的西方媒体的具体做法。从这些与西方媒体的过招中，可以见到李光耀的智慧和性格。一起祈福这位三十多年前引导中国认识世界的老爷子。

　　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尊重我们。

　　——李光耀

　　如果你常读国际新闻，对于新加坡这个国家恐怕印象会不错。花园城市，经济发达，金融中心，街道干净，人民生活幸福，官员清廉……总而言之就是，一个高大上的国家。

　　如果你英文够好，即使翻遍西方主流媒体，恐怕也找不出几篇批评新加坡的文章。

　　问题是，新加坡真的好到没有缺陷了？西方媒体那么擅长质疑政府，怎么会放过这样一个“有民主，无自由”的国家？总理一当30多年，过了几年换儿子继续当，这么一说，看上去和朝鲜差别也没想象中那么大嘛。

　　其实，媒体对于新加坡的批评，非不想也，乃不敢也。之所以不敢，是因为李光耀从他执政起，就开始了和媒体孜孜不倦的斗争。而剑桥大学毕业，在英国拿到律师执照的他，从来不靠嘴巴斗争，而是在法庭上、禁令中，让媒体付出惨痛代价。

　　真的，和李光耀比起来，那些和他打过架的媒体，只能用“太年轻，太简单，有时还有点幼稚”来形容。

　　掌控国内媒体

　　要知道，自新加坡1965年建国之后，从来没有反对派对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动党有过任何威胁，在议会的80多个席位里，反对派好的年头也只能拿2、3个。总理嘛，李光耀当了31年，交给了手下亲信继续当，过了几年儿子李显龙接任……

　　把政治对手都收拾的服服帖帖，遑论散兵游勇的媒体。

　　李光耀旗帜鲜明地表示，他根本就不信“新闻freedom”那一套。在1959年第一届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大选前，面对仇视该党的英文大报《海峡时报》，李光耀公开威胁说，如果赢下大选，“必会跟他们算这笔账”，“《海峡时报》编辑部人员将会抱头鼠窜，跑到吉隆坡去，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结果呢？30多年后，李光耀不无得意的回忆道，“我们在大选中告捷。《海峡》的东主和高级编辑一并迁移到吉隆坡”。1965年，该报迁回新加坡后，转而支持行动党，但李光耀“并未因此而对它稍微敬重”。

　　那时候新加坡乱啊，离花园城市、金融中心还有差不多一百年的距离，街道是臭的，河是臭的，甚至整个GDP的20%，竟然都来自英国驻军。各种各样的政治派别都在暗流涌动，通过控制媒体来传播观点，这在二战之后的国际格局中，是一种后殖民主义和现代主义掺杂的复杂状况……如果你让我说人话，那就是新加坡有很多“美分党”。

　　对于这些“美分党”，李光耀基本就没客气，连吓唬带谈话，进入他视野的基本都被击退。就这样，他还不满意，决定从制度上毁掉持不同意见媒体存在的可能。

　　1977年，新加坡通过立法，禁止任何人或受其任命者持有报刊超过3%的普通股权。这个夸张的比例，自然会导致报纸没有任何人可以说了算，也没有任何资本可以掌控之。除此之外，还设立了特别股票“管理股”，部长有权决定哪些股东可以获得管理股。

　　谁获得了管理股？精明的李光耀，把它们分给了本地的四大银行，这些纯粹利益驱动的第三方，才没有兴趣理会“西方新闻freedom”这回事，让他们当股东，和让政府当股东区别不大……

　　“西方制度容许富裕的报业巨子决定选民每天该阅读些什么，我却不吃那一套”。李光耀根本没打算掩饰。

　　驯服西方媒体

　　对付国内媒体只是小试牛刀，驯服来自西方的主流媒体，才显示出了李光耀的过人之处。

　　作为一个英文是官方语言之一的国家，吸引了大量西方投资的国家，曾经一贫如洗被马来西亚赶出了家门后不知怎么办的国家，西方媒体以为，新加坡又是他们遇见过的那种后殖民地。于是，批评报道纷至沓来，针对李光耀这个长期执政者的批评也不少。

　　律师出身的李光耀，在1986年决定，对涉及新加坡内政的外国报刊，执行限制销量或发行量的法令。这里面有着一个剑桥一等毕业生的精明：首先，这些报纸没有被封禁，而是减少了销量，至于减少到多少，那呵呵；其次，你做涉及新加坡政治的报道也没关系，只要你愿意原文照登我的答复信，那还是好同志，只是，你敢登吗；再次，销量给你砍下来是没错，但是我没说读者不能复印你们的文章啊，所以你们的阅读量有可能还是很高的嘛。

　　第一个撞枪口的是著名的《时代》周刊。在报道了一名反对党议员的新闻后，李光耀的新闻秘书去信更正报道中不符事实之处，当然啦，人家没登。然后《时代》的销量被从18000本一路砍到2000本。8个月后，答复信原文照登。

　　《时代》杂志“听话技能”get。此后，很多西方媒体都get了这项技能，比如《经济学人》、一些主流通讯社等等，有好几家还付出了数十万美金的学费。

　　不到黄河不死心的是《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犯的事就按下不表，总之呢，新加坡政府1987年把它的销量从5000减到了400，然后一向爱对他国表示遗憾的美国国务院就表示了遗憾。

　　有政府撑腰，《华尔街日报》本该舒服点，但李光耀可不是吃素的，对美国国务院也表示了他的遗憾，于是对方没再插嘴。

　　随后，《华尔街日报》表示，愿意“牺牲卖报收入”，拯救那些想读本报而不可得的读者，免费为其派送。道德感爆棚有没有？李光耀也来了个道德感爆棚的回复：可以，但报纸上不能有广告，以证明动机纯良。

　　《华尔街日报》灰溜溜的表示不接受，辩驳说这样会造成额外的开支和时间安排的问题。李光耀立刻在道德爆棚基础上，将人类道德提到了新的标杆：新加坡政府来出你们额外开支的一半。

　　该报拒绝后，再未回应。

　　最为精彩的则是李光耀大战《泰晤士报》。那是1990年，该报一位记者发文指责李光耀本人，说他治国不当，“疯狂地决意阻止任何人在他的王国里违抗他”。既然指向了他本人，那自然要亲自应战，于是写信给这位叫莱文的记者，邀请他在伦敦来场“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

　　对方第一波认怂的理由是，没有电视台会感兴趣。李光耀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呢，他早就联系了BBC的主席，答应腾出半小时给这场辩论。

　　对方第二波认怂的理由是，你在报纸上被骂的就应该通过《泰晤士报》作出回应，不能换媒介啊。于是李光耀立即去信表示，你不能跟我当面对质真遗憾啊，《泰晤士报》没登。

　　于是李光耀买了《独立报》买下半个版的广告位，把这封信等了出来，并在BBC接受采访说，“在我的国家，提出指责的人如果不肯面对他所抨击的对象，就什么都不必说了。”

　　那个记者就真的再也没写过任何关于李光耀或者新加坡的文章呢！

　　李光耀的一句话讲的颇为语重心长：“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尊重我们”。

　　西方历史上曾经形成报刊的四种理论，其中的自由报刊理论到今天依然对世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面对这些媒体的时候，基本没有还手之力，只好隔空开骂，收效甚微。

　　站在东方一个小国的李光耀，历经半世纪国家飘零，发展之艰辛，早就形成了强大的内心。与那些只会对骂的国家不同的是，接受过西方专业法律训练的他，能把这些问题转化成具体的法律问题，也能在道德上，通过钻研对方的缺点，有的放矢。

　　李光耀说，报刊的拥有者和记者们，不具有想登什么就登什么的权限，因为与新加坡的部长们不同，他们不是民选的。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具有对政治指手画脚的权利。

　　同样面临不怀好意的西方媒体，中国不妨从李光耀应对策略中寻找一些智慧。

文/司徒格子

附李光耀悼念其夫人的信

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

李光耀与夫人柯玉芝（1920-2010）

古人建立了哀悼的仪式，让家人和朋友表达共有的悲伤，并不对死亡表示畏惧或厌恶，而是对死者的尊敬，及安慰将会想念往生者的还活着的人。我想起了我外婆在约75年前逝世时的哀悼仪式。一连五个晚上，家人聚在一起赞扬她，并在一个专业送葬人的领导下，对她的去世嚎啕和哀悼。人们已经不再遵守这样的仪式。我们的悲伤将以个人对家里的女家长的悼念来表达。

在2003年10月当她首次中风时，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人总要面对死亡。

我和妻子自1947年便在一起，超过了我们四分之三的人生。我对她逝世的悲伤非言词所能表达。但今天，回想起我们共度的日子，我要选择歌颂她的人生。

在我们安静的时刻，我们会重温我们的生活和在一起的日子。我们是幸福的。在我们生命的重要转折点，我们得到命运的眷顾。

我是个在前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的教育被中断的年轻人，没有固定的工作或专长。她的父母并不认为我是合适的女婿。但是她对我有信心。我们相互许下了承诺。

我在1946年9月决定到英国修读法律，她则回到前莱佛士学院，尝试争取每年只颁发两份的女皇奖学金。我们知道只有一名新加坡人能够获得奖学金。我有了所需的资源，因此便乘船前往英国，并希望她在得到奖学金后可以和我会合。如果得不到奖学金，她必须等我三年。

在隔年，也就是1947年6月，她获得了奖学金。但英国殖民地政府却不能为她在剑桥找到一个学位。

通过菲茨威廉学院（Fitzwilliam）的主管书记，我得知我的学监威廉·撒切尔（W S Thatcher）是格顿学院女院长（Mistress of Girton）巴特勒小姐的好朋友。他给我一封介绍信。巴特勒接见了我，我向她保证芝大概会考获“一等荣誉学位”，因为她在前莱佛士学院的表现比我杰出。我到剑桥时迟了一个学期，却以一等的成绩通过第一年的资格考试。她查核了芝的考试成绩，决定在同年10月让她入学。

我们之后便一直相伴。我们在1947年12月于史特拉福（Stratford-upon-Avon）秘密结婚。在剑桥，我们两人都全力以赴。她用了两年时间，考获法科双重第一荣誉学位。我也获得双重第一荣誉学位，名列榜首，但却用了三年时间。我们没有让导师失望。我们的第一荣誉学位让我们在生活上有了好的起步。回到新加坡后，我们同时在马六甲街生意源源不断的黎觉与王律师馆（Laycock & Ong）获得法律助理的职位。然后，为了让父母和朋友满意，我们在1950年9月第二次正式结婚。她从事产权转让和法律起草事务，我则从事诉讼。

我们的大儿子李显龙在1952年2月出生。她拿了一年的产假。同月，律师馆的高级合伙人黎觉，要我处理邮电制服职工联合会的案子。他们正同政府谈判更好的雇佣条件。谈判陷入僵局，他们决定罢工。这是场争取公众支持的战斗。我成功地通过报章和电台，传达了他们的要求的合理性。两个星期后，他们争取到政府的让步。因产假留在家中的芝，改进了我草拟的声明，让它们更简单和清楚。

这些年来，她影响了我的书写方式。现在。我使用简短的句子和主动的语气。在我们彼此适应和包容的同时，我们逐渐影响对方的方式和习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不切实际的恋人的阶段，生活是永无休止的挑战，不断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和处理。

我们有了多两个孩子。玮玲在1955年出生，显扬则在1957年出生。在她的教导下，他们行为端正、有礼和能够体谅他人，从不因为父亲是总理而仗势欺人。身为律师，她有足够的收入，让我不用为孩子的将来操心。

她看到我在年轻时没有掌握华语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决定把三个孩子都送到华文幼稚园和学校。她确保他们在家里学好英文和马来文。她的培养，为他们在一个多语文的区域生活作好准备。

我们从不因为孩子的养育或钱财上的问题争吵。我们的收入和资产平均拥有。我们是彼此的知己。

她的生活乐趣很简单。我们在黄昏时在总统府的花园漫步，我也打高尔夫球来松懈心情。有了孙子女后，她会带他们到总统府内的池塘喂鱼和天鹅。然后，我们便游泳。她对周遭的环境很感兴趣，比如，许多不同种类的鸟被吃昆虫和植物的八哥和乌鸦赶走了。她发现花园的管理员清除杂草，也喷洒杀虫剂控制蚊子，因此消灭了鸟儿进食的昆虫。她阻止管理员这么做后，那些鸟儿便飞回来了。她把绽放香味的花朵放在游泳池四周，一边游泳一边闻花香让她开心不已。她知道每一种花的一般名称和学名。她对词汇有巨大的吸收能力。

她在前莱佛士学院就读时主修英国文学，并大量地阅读，包括简·奥斯丁（Jane Austen）和托尔金（JRR Tolkien）的著作、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The Peloponnesian Wars）和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纪》（Aeneid），还有《牛津食品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Food）、《东南亚的海鲜》（Seafood of Southeast Asia）、《马来亚路边常见树木》（Roadside Trees of Malaya）和《新加坡鸟类》（Birds of Singapore）。

她协助我草拟人民行动党的党章。在1954年11月4日于维多利亚纪念堂召开的首次会议，她召集了创党成员的妻子，为要上台的人缝制徽章。我第一次在丹戎巴葛竞选时，我们在欧思礼路的住家，成为分配由支持者提供的车辆载送选民到投票站的总部。她警告我不可以相信我的新伙伴，也就是由林清祥领导的左派工会人士。对林清祥从未派他们的中学生助手到丹戎巴葛为我助选，却要求使用我的支持者提供来载送丹戎巴葛选民的车辆，她感到愤怒。她有辨识一个人的性格的特殊能力。有时候，她会警告我提防某些人，结果证明她通常是对的。

当我们快要加入马来西亚时，她告诉我我们不会成功，因为巫统的马来领导人有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政治也是以种族和宗教为根本的。我回答说我们必须取得成功，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然而，她是对的。我们还不到两年就被迫脱离马来西亚。

当分离近在眉睫时，律政部长巴克负责草拟相关的法律条文。但他没有纳入联邦政府保证遵守公用事业局和柔佛州政府之间的两项水供协定的承诺。我请芝把这加进去。她草拟了这项承诺，作为马来西亚联邦修正宪法的一部分。她用词精准和严谨。这项修正条文成为分离协议的附录，我们并在联合国把它记录在案。

当时的共和联邦大臣亚瑟·巴谭里（Commonwealth Secretary Arthur Bottomley）表示，如果其他联邦要分离，他希望他们的作法能够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样有条理。这是对巴克和芝的专业水平的赞赏。每次马来西亚的马来领导人恫言切断水供，这个马来西亚政府在宪法里作出的清楚和庄严的承诺都会让我感到放心，因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第一次中风后，她失去了左边的视野。这影响了她的阅读速度。她学习适应，以一把尺来帮助她阅读。她每天傍晚都游泳，并保持健康。她继续陪我出国，中风后仍维持活跃。她同家人和老朋友保持联系。她听她所收藏的音乐光碟，主要是古典音乐，加上一些经典金曲。她幽默地把生活分成“中风前”和“中风后”，就像“公元前”和“公元后”。

她对同她有交往的人都很友好和关切。她同她的女性保安人员谈笑，并以友善和开朗的方式纠正她们的英文文法和发音。她在国立脑神经医学院时，这些前保安人员前去探访她。我在这里感谢她们。（附录A）

2008年5月12日的第二次中风对她的健康影响更大。在一组杰出的医生、外科医生、治疗师和护士的帮助下（附录B），我鼓励她和为她打气。

她的护士、保安人员和女佣，都因为她的热情和体贴而非常喜欢她。她咳嗽时会用小枕头掩着嘴巴，她担心她们会受到感染。

她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但声音却变微弱了。我吻她的面颊时，她叫我不要太靠近她，以免感染到她的肺炎。我告诉她不用担心，我的生活活跃，医生说不太可能受到感染。在医院里收到一些桃子后，她吩咐女佣带一个回家让我在午餐时吃。我是她的生活的中心。

2008年6月24日的电脑断层扫描显示，她的右脑再次出血。药物和手术已经没有多大的作用，只能尽量让她感到舒适。

我在2008年7月3日把她带回家。医生估计她只能支撑几个星期。她却在两年三个月后的10月2日才逝世。

她保持清醒。这段时间让我和孩子逐渐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在最后的几个月，她的功能衰退，她不能说话但仍然清醒。她每晚都期待我跟她讲话。

她告诉我她的最后愿望，是吩咐孩子把我们的骨灰放在一起，就像我们生前不分开一样。

她最后两年的生活是最艰难的。在接连的小中风后她卧床不起。她不能说话，但还是清醒的。每晚，她都会等我坐在她身边，告诉她我今天做了些什么和唸她最喜欢的诗。然后，她才会安睡。

对我们在一起的63年，我有珍贵的回忆。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她为我和我们的孩子奉献一生。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总是在我身边。她度过了充满温暖和意义的一生。

我应该从她有意义的89年生命中得到安慰。但在这最后告别的时刻，我的心是充满悲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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