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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命:孤独张艺谋》(一)娱乐圈孤独的旁观者

本报记者 周晓枫 2015-03-04 来源:海峡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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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娱乐圈孤独的旁观者



我胆小,遇事方寸大乱,所以格外佩服张艺谋处变不惊的定力。


记得《三枪》开拍在即,再过两天剧组就出发奔赴甘肃张掖了——好几百号人呢,除了少数乘飞机前往,多数是乘坐火车抵达,许多设备已先期运到了外景地。临出发,诸事烦琐,会议密集。张艺谋有条不紊,不慌不忙。


我们那天的会从下午开到晚上八点,然后张艺谋宣布散会,他要接着给别的部门开会。我收拾东西准备开溜,张艺谋表情平静地对喜剧导演尚敬和我说:“你们俩留一下,咱们到阳台说点事。”


珠江帝景的工作室一共一百多平方米,两间屋子还有厨房和餐厅,都被工作人员占用,我们仨只好挤到三平方米的生活阳台那里说话。张艺谋明显避开其他成员,看样子,这事儿挺秘密。


等我一听,脑子懵了:男主角孙红雷的手前天骨折,已打上石膏,行动受限,他无法按原定计划进入剧组了!


此事后来被坊间传为同是腕儿的孙红雷与小沈阳谁也不服谁,直到两个人互相诉诸武力,造成孙红雷的手骨折——这并非实情。


孙红雷受伤前的当天下午,我们在郊外老孙的马场举行了秘密的开机仪式,谢绝记者,只有剧组人员参加。张艺谋、孙红雷、小沈阳和我都坐主桌,席间张艺谋回忆了和马场主老孙交往的旧事。孙红雷和小沈阳都是东北人,以前就认识,哥儿俩的关系亲近,推杯换盏的。我们吃了许多烤串,把酒言欢,其乐融融。


开机仪式过后,豪迈义气的孙红雷意犹未尽,拉上小沈阳,还有张艺谋的女儿末末等一干人等,去喝啤酒和K歌。玩到晚上,两个人有点喝高了,开玩笑的时候没把握好分寸,语言上起了冲突。孙红雷表达强烈的情绪时,自己用手使劲一砸桌子,正好砸到花瓶上,当场血流如注,他把自己弄骨折了。事后,哥儿俩好还是哥儿俩好,可惜拍戏受了影响。孙红雷也为不慎之举懊恼不已,一直道歉,担心给剧组带来损失。


得知情况,张艺谋立即亲自去协和医院,了解到孙红雷的伤情必须静养,需要数周或数月才能拆除石膏,根本无法完成电影里的动作。我奇怪的是,面对如此迫在眉睫的糟心事,张艺谋竟滴水不漏,按部就班地开预备会,我们没有感觉到他情绪上的丝毫焦灼。为了避免扰乱军心,张艺谋没有透露消息,整个剧组只有几个知情者。


当尚敬和我得知事态的严重,我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应对。接着开秘密会议,参与者大约十人左右,商量如何面对困境。张艺谋决定剧组照常出发,调整全部拍摄方案,先拍别的戏,等孙红雷的手伤拆除石膏之后,再进组补拍。手部特写和动作都需要借助替身,因为孙红雷的手伤未愈,根本吃不上劲儿。


这不算什么晴天霹雳,但也不是微若涟漪,张艺谋如老僧入定,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破绽。其后,我多次见识过他的镇静,他的能盛事,他的死不吭声。


上帝不会浪费每个人的才华,你张艺谋不是遇乱从容吗?好,就给你足够的乱相,看看你什么时候心乱如麻。





有一次打开工作室的电视,就看到娱乐节目对张艺谋的系列报道。我们和张艺谋一起暂停手里的活儿,一起看。


记者追踪到西安,拍摄到他的前妻肖华孑然一身,并且张艺谋的高龄母亲也独自住在单位的房子里。随后采访的,是张艺谋陕棉八厂的昔日工友雷佩云,他提到张艺谋有一个弟弟身患残疾,在路边修自行车。这些镜头组接在一起,感觉张艺谋背信弃义,是个不孝且毫无情义的冷血之辈。张艺谋看完节目,不予置评,关了电视,接着开会。


我忍不住,停下来追问:“你弟弟修车?”张艺谋简单回答:“早就不了,十几年前的事,那时大家都不容易。”前妻肖华涉及私事,我不好问,可关于张艺谋母亲的寡居我疑窦丛丛。张艺谋出国的时候经常带着母亲,庞丽薇专程陪同照顾。媒体揭露张艺谋置孤身老母于不顾,而张艺谋对此态度冷淡,不置一词,根本没有情绪反应就接着工作,难道,这是他难以启齿的软肋?


我特别轴,心里有什么事儿绕不过去,死死追问张艺谋——既然与母亲的关系并非疏离,为什么不申辩?对于一个公众人物来说,张艺谋有义务对社会起到示范作用,而不应这么放任诋毁。


张艺谋的表情略带不解:“我孝顺不孝顺为什么要表演给公众看?那是我自己的事,问心无愧就可以了。”我说:“那是你自己的逻辑!不要以为洁身自好就可以息事宁人,如果公众对你抱持负面的看法,讨厌你、恶心你,谁还有兴趣看你的电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艺谋给我讲了高仓健和他母亲的故事。


高仓健是个孝子,但令人震惊的是,他没有出席母亲的葬礼。一片谴责和声讨,但高仓健选择沉默。墓园的看守者却发现,凌晨,高仓健母亲的墓碑前有一捧刚刚献祭的鲜花,而微雨中那辆久久停着的悄无声息的汽车同样悄无声息地离去。在拍摄《千里走单骑》期间,高仓健并无任何苛刻的要求,只有一样,特别的。高仓健到了剧组,第一件事就是摆好母亲的遗像——他随身携带母亲照片。他的要求就是,每天要一束鲜花,用于供奉在母亲遗像前。对高仓健的行事风格,张艺谋极为认同和尊重。他对我再次强调:“孝顺不是作秀,它是你内心的情感,用不着证明给别人看。”


我在工作室多次见到张艺谋的母亲,她半年住在北京,半年住在西安。老太太满头光亮的银发,保养很好。这位皮肤科大夫,皮肤有着高龄者不多见的细润光泽,眼神也透亮。我甚至看不出曾经的苦难留下的痕迹,她有种乐观、明亮而爽朗的东西,和她聊上一会儿,很容易感受到她的亲和与积极。我的嘴唇冬季干裂,带着破损的白皮,用尽各种品牌的润唇膏无济于事;还是从老太太那里拿到的偏方管用:用蜂蜜浸泡过的苹果皮涂抹。


那段暗指张艺谋不孝不义的电视节目,他不予置评,不在乎自己是否被冤枉。但张艺谋交代了庞丽薇一句:“不要告诉我妈,免得她担心。”事后,庞丽薇得知,老太太的研究生每天都帮她上网,这段节目她早就知道——担心张艺谋在意,她就没有提。知情的两个人,为了对方考虑,都不提此事。


在北京时,老太太喜欢跟着张艺谋看各种演出,不过,从来不坐在儿子旁边。她不喜欢被偷拍,也不喜欢宁静而低调的生活被打扰。这种不被打扰的低调到了什么程度呢?1932年出生的她老人家从未真正退休,即使已经八十多岁的高龄,她至今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坚持在西安出诊看病,每周两次,每次接待的患者都在60个以上。此外她还有杂志社的任务,每月都需要审读皮肤科的专业刊物,这份工作直到2012年才辞去。


在北京看演出的时候,老人家通常是庞丽薇或其他人员陪着,坐在远离闪光灯的角落。我建议张艺谋陪着老太太坐在一起,哪怕一次,我说那些指责他不孝者就可以闭嘴了。张艺谋断然拒绝,依然是那句话:“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他死不吭声,死不辩解。


提到张艺谋著名的“死不吭声”,我忍不住多说几句。


有一天张艺谋提起:“我妈老了以后,一件事情老是重复地说,你当然还得耐心地听着、陪着。”他想了想,“唠叨是不是老了的通病?我老了以后也得这样吧?怎么才能避免呢?”他停顿了一下,下了决心,“那时我只要把嘴闭牢,就不会唠叨了。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我就告诫自己:闭嘴、闭嘴、闭嘴。”


张艺谋一方面是个话痨,他能连续十几个小时地说,长年如此;另一方面,对私人领域的事情,他的沉默同样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冯小刚的电影《甲方乙方》里,李琦饰演的角色生动传神,面对严刑拷打,他“打死也不说”。在我看来,张艺谋才是这个角色在生活中的实践者,真真的“打死也不说”。当年与巩俐的情殇,他打死也不说;后来与张伟平的分裂,他同样打死也不说。薄冰履过、烈火煅过,舆论的拷问从来就没停止过,可他不说、不说、就不说!


张艺谋的行为一以贯之。即使谩骂和诅咒围绕他的名字,即使被颠倒黑白地诬陷,即使攻击手段赤裸而锋利,即使面对多么排山倒海的辱骂,张艺谋对此不加评述,立即聚精会神地接着谈剧本,没有停顿和转折,好像那个沦陷中的主人公并非是他自己。


我读过一本书叫《沉默之子》,里面有段引文这样描述:“他们能做任何事、承受任何恐惧、对任何侮辱逆来顺受,然后立刻将它们归入他们的民俗、习惯、日常灾难中。是的,他们有将恐惧转变成日常仪式的天分。”当时我想,某种程度上说,张艺谋也有这种惰性。


与张艺谋合作,对我最大的收获,是我比原来能够承受委屈和误解。以前的时候,假设有人钱包被偷,明明与我无关,我也会脸红心跳,唯恐他人怀疑我。我干活并不惜力,只是受不得委屈,好像自己是只白鸽子,一旦发现翅膀上有个黄点,就扯着羽毛到处告诉别人:这是黄点不是屎!生怕被别人误解。现在,我比过去无动于衷,不再对负面评价反应过激。我明白自己不可能被多数人喜欢,明白自己必然面对反感和厌恶,但只要问心无愧,天高地远、水净沙明。


责任编辑: 海峡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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