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商业的矛盾

六

我第一次确认二张存在冲突，是2010年下半年，我到台湾进修两个月期间。有事和张艺谋用电话和邮件联系。

有一天，严歌苓从德国打来电话，告知了一个让我意外的情况。

最初《金陵十三钗》版权卖给了一位史先生，几个月后转手张艺谋当时合作的安乐公司——史先生赚了些钱，歌苓本人未获多高收益。由于担心相关电视剧提前上映搅局，张艺谋把影视版权一并购买，这样可以控制节奏，确保电影上映在前。电影剧本还在修改过程中，有些影视公司想同步操作《金陵十三钗》的电视剧，严歌苓两次找张艺谋商量，希望回购电视剧版权。张艺谋说，一旦电影开机，最好是已开始后期制作，就可以把电视剧版权还给歌苓。歌苓从价格到立场上，从不为难张艺谋，理解和体恤颇多。张艺谋感念于歌苓始终的信任和支持，他本意是把电视剧版权无偿返还给歌苓，这样既保障了电影的利益不受损害，又能对歌苓有所回报。

大概是2010年10月吧，那时《山楂树之恋》已经上映，《金陵十三钗》过几个月就要开机。我正在台北的耕莘教堂附近漫步，歌苓打来电话，说《金陵十三钗》的电视剧版权已经被张伟平天价卖出，问我是否知情。购买者是她相识多年的旧友，情节和数据都确凿无误。那个数额吓了我一跳，等于张伟平从中赚取了一笔相当优厚的版权费用。歌苓颗粒无收，还失信于意欲合作的影视公司。可我不久之前，还在传达张艺谋的旨意，言之凿凿，说很快就会把电视剧版权返还给歌苓。

我赶紧电话求证，张艺谋大为惊讶，他丝毫不知内情。歌苓卖我们版权经常是友情价，她宁可降低标准，变成一个象征的数字；倒是张艺谋不好意思，甘愿抬升价格，所以他们签约反行规而行，特别的古人和君子：变成卖方压价，买方抬价。如今的处境让张艺谋尴尬，让人感觉他以友情的低价位买进、以商业的高价位卖出，除了电影导演，他还要以版权代理的身份从中赚上一笔不菲差价，而不考虑让利歌苓，这让张艺谋无奈且抱愧。

我们沮丧、郁闷，因为曾经的旦旦誓言毫无意义，像是居心叵测的隐瞒和欺哄，于是两个失信者隔着海岸叹气。歌苓慷慨且义气，我非常不愿负她，忍不住在语气里对张艺谋有所埋怨：“张伟平卖了电视剧版权没有告诉你吗？这是什么事啊，等于我们在骗歌苓啊！出尔反尔，轻诺寡信的，我们根本就没顾及歌苓的情分和利益。”

张艺谋回答：“那是张伟平赚的钱，怎么会愿意告诉我呢？”原来，新画面公司发现转过来的合同里包括电视剧版权，秘密高价卖出，在张艺谋面前滴水不漏。这个电视剧版权，后来辗转，由张黎拍摄成26集的电视剧《四十九日·祭》在2014年底播映。张艺谋并非转让电视剧版权的获益者，也没有分到一杯羹，他还是觉得对不住歌苓，心里不痛快。也许，我的指责触动了张艺谋，他忍不住倾诉了几句。

我这才得知张艺谋的实际角色和地位，所谓新画面的艺术总监不过虚名，没有实际的利益分配。《山楂树之恋》都下线了，张艺谋也没得到一分钱的片酬，而且也看不到付款的迹象和期限。聊了不长时间，张艺谋说不谈这个了，当务之急，是让向歌苓道歉，希望获得她的宽谅。

等从台湾回到北京，我问庞丽薇，导演是否收到《山楂树之恋》的片酬。庞丽薇说：“人家没付呢，导演也不好意思张口要钱。”接下来的几个月，张艺谋也没再提薪资的事儿。

直到《金陵十三钗》的宣传期，双方的矛盾激化。

七

《金陵十三钗》的电影宣传，基本由新画面来把握和控制，张艺谋参与不多。数款海报的设计，是在媒体曝光之后，我搜索网络，调出图片来给张艺谋看。与院线和媒体的沟通，张艺谋事后才得知，与网友的消息来源完全一致。每每张艺谋看到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

这个情况并非先例，很早以前就这样了。《我的父亲母亲》上映的时候，满大街的海报上都说这是张艺谋自己的初恋故事；《满城尽带黄金甲》上线，宣传上炒作的是张艺谋与巩俐的旧情??这些都未与张艺谋本人事先沟通。也许，张伟平将之视为应该的牺牲。

《金陵十三钗》即将上线，我行至王府井，张艺谋打来电话——很少听见他那么气急败坏乃至恼羞成怒的声音。

原来，新画面影视公司为了配合电影上映，发行《十三钗，我们一起走过》一书，主创和相关参与人员为此写下了一些文字。当天，新浪从中选发了主演倪妮的一段文字，放置在网页的重要位置，加诸的题目颇具耸人听闻之效：《我与克里斯蒂安·贝尔演床戏》。

张艺谋火冒三丈：“电影可说的地方那么多，新画面怎么非抓住这么个庸俗的点拿来炒作？档次太低，简直是在糟蹋我们的劳动。好好的孩子卖到妓院，还拿来炫耀，真让人脸上无光！你立即！跟刘恒啊，歌苓啊，和咱们的相关主创一一道歉，人家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现在看到我们把兴趣放到这儿，会难过的。这不是宣传，是捣乱！”

为了平息张艺谋的焦虑，我立即用手机的蓝牙和自己的黄牙，用老掉牙的用语道歉。几个月以前在台湾，我刚刚用类似的说辞向歌苓道歉电视剧版权的事，“我们没辙，无权掌控局面”等等。在喧嚷的大街打电话，既要准确传递歉意，又不想路人听到我“过分招摇”的内容，我频用代称，意义含混，说得像特务暗语。我怀疑刘恒只能听清标点符号，可他没让我重复，耐心倾听，以至于我怀疑电话断线了。刘恒极为安静，他通过自己的智力把我语无伦次的表达翻译成有逻辑联系的句子。当我喂喂地追问，他的声音一如僧侣，他说：“没关系，我知道了，无需争辩，我们只用作品说话。”那种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感觉，我就像听到寒潭滴水的声音，让人顿感清凉。

挂了电话，我越想越气，给新画面负责宣传的潘国锋也打了电话，认为这种宣传手段实在不妥和不堪，令人不满。我知道不是他的责任，潘国锋不是那个拍板儿的老板。

之所以打出床戏牌，因为张伟平要求提高票房分成，并且语含讥讽，与影院的关系闹僵。新画面方面意欲缓解紧张局面，急于寻找卖点，这才抛售狠招。

事实上，这个倾向不良甚至粗劣的床戏宣传，的确给影片造成难以弥补的重创和价值损害，许多观众由此巩固对张艺谋的误解。

八

某些评论者坚称，《金陵十三钗》是张艺谋畸形价值观念下的产物，阐述的是处女如何比妓女更珍贵。这种论调让我们感到奇怪，分明是个成人保护未成年人的故事，涉及牺牲和救赎，何至歪曲至此？宣传上的失策和误导，以及对张艺谋的定见，导致电影解读上的偏差。

为什么看不到电影情节中轮流的牺牲？从战士的牺牲，到父亲的牺牲，再到妓女的牺牲，最后是少年陈乔治的牺牲，里面包含着责任、情感和希望的重量。为什么一叶障目，只看到唯一的词：妓女？《金陵十三钗》的问题归问题，缺陷归缺陷，但那么多人不假思索地沿袭他人指引的“说法”，集体跌入套语的轰鸣里，还是让我意外。难道我们已懒得独自开采和掘进，只要门上有个看似的把柄，所有的手都一起握上去，似乎那就是进入世界的唯一通道？

尤为难过的是，我的朋友也在发出从众的声讨，他们当然可以不喜欢或讨厌这部电影——然而，我多么希望他们出自独立的发现和见解。可惜，论点论调都人云亦云了，我瞠目于他们可以不看电影直接评论。并非对电影公正与否的问题，而是，这丧失知识分子基本的治学之道。何必如此急迫，看完电影，再具体有效地批判，不是才有说服力吗？这才是思考者获得尊重的基础。

某位性情耿直的兄长，我本来一直非常佩服他的判断力，他激烈反对《金陵十三钗》，当难以回答我的反问时，这位兄长坦然而坚定地说：“反正，只要涉及妓女就不好，根本不应该选择这样的题材！”我说：“即使有这样妓女挺身而出的史实基础，也不应该拍吗？”他继续肯定：“那当然了。”我说：“你不觉得，你这才是最大的轻视和歧视吗？只因为她们是妓女，不管曾经怎样舍我，也必须被埋藏在历史的岩层之下？这是尊重吗？不，这恰恰是最大的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