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

一

说张艺谋或许受到外星生物的特殊扫描，我并非营造他的科幻神话，张艺谋并未因此变成超人或蜘蛛侠，他身上明显的弱点并未得以根治和改善。一写到这些弱点，我为什么反而有种揭露的快感？也许因为，潜在的挫败感，终于让我找到宣泄渠道用来解恨。这些弱项排名不分先后，不按轻重缓急，我想到哪儿写哪儿。

张艺谋不擅长人际交往，虽然喜欢他的人很多，但我坚持认为，这方面不是他的强项。我说他有害羞的一面，可没人会信。他见识过大场面，又经常在聚光灯下、麦克风前侃侃而谈，应该早练就风雨不侵、金刚不坏之身；他一生中谋过面、照过相、谈过事、合过作的人可太多了，以宅在家里的IT男女看来，估计是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

没站在聚光灯下的时候，人们的状态更为松弛，但在镜头前和镜头后阐释电影想法的张艺谋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语速稍慢了些。锻炼和适应的机会太多，他临危不乱，总是能稳住阵脚。

无论怎样成为热闹场子里的焦点，张艺谋的本性依然喜欢独处。据说这种“闷”，遗传自他父亲。张艺谋的母亲看起来外向开朗，非常容易与人沟通，我估计，场面上的张艺谋有足够恰当得体的技术处理，这得益于母亲。他不喜欢媒体的喧嚣，但可以靠智力撑住场面，对陌生人他依然有靠经验训练出的自如。

张艺谋看似外向，对许多事物轻松驾驭；但他的性格里有内向的部分。陌生客来访，他习惯有熟人作陪。他与生人的交流，看似挥洒自如，其实在最初他需要克服生疏中轻微的不适。这就是那种可以形容为羞怯的东西，只是用在老爷们儿身上显得不搭，何况他那样死不吭声的硬汉。

张艺谋不会寒暄，就事说事他不怵，千军万马他一夫当关；凭空的嘘寒问暖、温贫恤老，他不灵，显得笨嘴拙舌、理屈词穷的。那些断了合作关系的伙伴，张艺谋不怎么会主动维护。如果对方积极，张艺谋乐意配合，既不会卷人面子，又不会摆身架和造型；假设对方也矜持，这段情谊难以延续，因为终日忙碌的张艺谋很难不时叙旧，他不是那个路子，他怕面对寥寥数语后的枯坐——所以相忘江湖的可能性很大。不了解的人，觉得张艺谋时位移人，自私冷漠。并非看人下菜碟，就是对影响命运的领导同志们，张艺谋也是一样不擅长维护。见到场面上的要人，除非人家热情招呼他，否则，张艺谋宁愿做个闪客，或者干脆躲起来。

张艺谋承认自己在人际维护上是弱项：“如果有合作，就能一直维护关系。离开了事儿，我不知道谈什么。”作家毕飞宇曾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时，与他有过长达半年以上的密切交往——毕飞宇事后感慨，张艺谋从未聊过一句家常的话题，全是关于剧本的。这有什么？我跟他工作八年，张艺谋从来没问过我一句家庭生活方面的话题；除非我告诉他，否则他根本不知道我的家住哪个方向，不知道我父母和先生是做什么的。

张艺谋愿意与熟悉的搭档合作，一方面是怕磨合期的诸多烦恼，另一方面，可能这也是他唯一延续友情的方式——他不擅漫无目的的聊天，也不舍得白白消耗宝贵的时间。一旦没有事件的支撑，分开后他就等着人走茶凉。不过，张艺谋倒从不是个站在原地徘徊的人，他的注意力很快转移到新项目上，没有时间沉浸于感伤之中。

二

由于没有办公地点，我和张艺谋见面的最初几年，都选在京瑞酒店咖啡厅最犄角的那个位置。张艺谋从来不会先进去，即使早到，他会在停车场里埋伏着，看我进了大门，他才会现身。我猜测，孤身一人、独坐角落的张艺谋难以处理相应的麻烦，被迫接待前来签字的、合影的、搭话的，就跟中了埋伏圈似的??他索性隐蔽。

有一次，我脚踝扭伤，边咝咝抽着冷气，边忍痛一扭一扭地走进京瑞。张艺谋随后落座，幸灾乐祸地说：“哎呀，从后面看你跟铁拐李似的。”我只要到了指定地点，会发短信告诉张艺谋一声，免得他跟盯梢的办案民警似的盯着大门看，唯恐错过坏人。

尽管张艺谋态度温和，不会跟路人或粉丝起冲突，被要求合影时，他心里不愿，也能忍则忍。工作人员在场时，他希望能有所抵抗，他自己难以拉下脸来表达反感。有时我们谈论剧本正到关键处，突然插进来个人要求合影，的确让他为难和扫兴。

刚认识张艺谋的时候，我的角色认知不到位，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出来替他婉拒，遇到咖啡馆里的服务员要求照相的，我还帮着按快门呢。几次之后，才自觉错误。有一次，京瑞酒店咖啡厅的女服务员趁我们散会要求合影，张艺谋勉强为之，我又不懂事地去充当摄影师。等我按动手机键，没电了，按不下去。张艺谋如释重负，欢欣鼓舞，发出解放后的雀跃之声。那个小姑娘试图快修手机，补拍画面，张艺谋连声说：“不照啦，不照啦。”然后落荒而逃。

张艺谋有一次跟我批评制片主任黄新明，他们为了采买办公室家具一起逛宜家的家居店，张艺谋说：“结果，摄影者的镜头都快杵到我脸上了，黄新明也不吭声，注意力还在这个桌子、那个椅子上跟我讨论呢。”从那儿我才明白，自己也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该有个狗腿子样儿。

话说回来，就是我们多加阻挡，也没用，人家快门闪光一顿咔嚓嚓，才不管你的反对。

跟张艺谋去看演出的时候，我感觉明显。他不愿意先进去，愿意在地下停车场里避一会儿，临近开演再入座。有一次要去国家大剧院看演出，张艺谋刻意避开领导和要人出席的场次，不是清高，因为他怕寒暄。我们专门选择平常的场次，避开要人。等到了地下停车库，张艺谋发现增加了警卫，他判断当晚有领导出席，所以按照常规，藏身为妙。倒计时开始，我们一行才步入演出大厅。果然有领导，像我这种连《新闻联播》都不看的人，也能发现几张电视上著名的脸。最有意思的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一席领导同志们，正好，就坐在我们后面，哪儿跑？等握手仪式结束，张艺谋回身落座，他就成了半圆仪上的圆心——前方的扇面上，到处是举起手机拍照的观众。说实话，看热闹的方式跟动物园里的猴子也没啥区别。许多围观者不管不问，凑过来就一阵剧烈刺目的闪光。我与张艺谋隔了几个座位，连累不着，但我想：这样的日子也真无聊啊，都不能捍卫自己的清静。光看名人风光了，我们看不到他们的被动甚至是狼狈。相比之下，日本人见到高仓健，没有谁冲上去找他签名或合影，只是冲着他的背影一个鞠躬，然而转身离开。这种国民素质的文明和体恤，我们的确还远远不够。

张艺谋不喜欢照相，除非是跟自己的家人。在印制《张艺谋的作业》这本书时，美术编辑竟然找不到合适的头像。张艺谋的肖像，多是应杂志社拍摄的，底版保留在摄影师手里，他并无存留。剧组里的担任多年剧照的白小妍摄影很棒，但她也靠偷拍。你想让张艺谋正经坐那儿拍，对外来的摄影师，他好说话，不提苛刻要求，他配合到任人摆布；对自己熟悉的人，张艺谋立即呈现抵抗的本色：不摆，不拍。说来张艺谋还是摄影出身，但是当年，听别人教导说平面摄影的思维模式，对电影的障碍大于助益，他就果断放下了照相机。自己不拍照了，也不愿好好待着被别人照。

我没当过名人，想象被安排在陌生人身边堆积笑容，那种貌似辉煌下的无奈和无趣，实在难以忍受。张艺谋经常被当作石狮子，旁边的人换，他不换；而且不能像石狮子那样冷着脸，必须一直保持亲切友好的笑容。这够让人烦的了。何况，无论他在哪儿，总有镜头像在暗处瞄准的枪口。全民皆媒体的时代，人手一部的手机已是令人无处遁形的利器，偷窥或监控的证人无处不在。对公众人物来说，自由大概是真正的奢侈品。在长年累月的监视器下，他们难以纵心性之所如，无论保持的是一份造型还是十分警惕，都是无比耗神的。

庞丽薇说：“以前在国外的咖啡馆，导演专门挑选窗边的座位，透过落地窗玻璃看熙熙攘攘的过客，看街上汹涌的人流。这是他在国内环境无法办到的。”现在，这种享乐也难以实现了吧？移民的、出差的、旅游的，世界的各个角落，到处都是龙的传人，张艺谋那张盛名之下的脸能往哪儿躲？

工作室搬家数次，都不是在那种管理严格的高档商住楼，而是与居民小区相连，共享地下车库。张艺谋数次被狗仔队盯梢，他因此烦恼，但也承认——虽然自己难以排除干扰，但总比家人和孩子被追踪要好得多。他一直单枪匹马，自己开车，快到工作室的时候打电话，秘书或助理下到车库去接他。张艺谋后来要求，至少去两个人、最好有男性去接他，否则媒体编造他“从下午两点跟着小姑娘进了居民楼，晚上两点钟才出来。图片为证，让你说不清楚。”——他无兴趣解释，可不解释，又显得心虚默认似的。

我还和助理晓晖下到珠江帝景的车库接过唯一的一次。我一贯乌鸦嘴兼扫把星，平常买苹果有虫，买咸鸭蛋没油，闺蜜方希经常嫌弃我跟个巫婆似的连累她倒霉。果然，我见识到了自己的神力，张艺谋开车从来稳妥，但这次，眼见倒行的轱辘越过阻挡杠，汽车直接碰到后面的立柱上。

这不算危险。危险也有。我们去看《一代宗师》的首映。离开影院后，陈道明回家，我们四个人一辆车回工作室。司机小代和庞丽薇坐在前面，张艺谋和我坐在后面谈论这部电影里章子怡的表演。车速偏快我没感觉，一会儿又缓慢下来，突然停到紧急停车带——这里临近四环的一个出口。我沉浸在电影话题中，不解用意。原来，小代机敏，发现了从影院就开始追踪的车辆。为了躲避狗仔队，他把车停到了主辅路即将交接的紧急停车区域——如果他们走主路，我们就走辅路；如果他们走辅路，我们就走主路。

远非警匪片里的火爆追车，可对我，已长了见识。散漫如我，想象这种随时需要提防的紧张，不堪其苦。生活被迫成为一场漫长的考验??身置其中，何乐之有？我知道自己说这话会被理解为傲慢，但确系真情实感：假若能与张艺谋交换命运，不，我肯定会放弃这样成功的机会，宁愿蜷缩在狭窄的格局里。我这种小人物，享不了那个福，也遭不了那个罪。万众瞩目、锣鼓喧天的日子，听起来欣欣向荣，而我无法承受无时无刻潜在其中的侵犯与威胁。米兰·昆德拉在作品里说过这样的话：“清静就是不被人注视的那种温馨感觉。人的眼光是沉重的负担，是吸人膏血的吻。”

三

初与张艺谋合作，你会发现他有疏离之感，有点儿冷，好像他心里有一角永远暖和不过来的样子，显得冷漠；清淡如水的交情就够了，拙于抒情，羞于示好，不擅长加温加料地递进关系。外界难以设想，张艺谋逆来顺受的处世习惯：一方面，是年少受挫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另一方面，出于懒惰，他怕惹起更大的麻烦，能凑合就凑合。

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说：“我感觉到在我里面的绝对服从的本能，我必须常常和它抗争。”张艺谋难以克服自身的迁就，正是为了反抗这种他自己并不喜欢的顺从，张艺谋才在电影里极尽张扬。现实中越是疏离和平淡，电影中他越是追求浓烈、夸张和极致。他在生活里有多么拘谨，创作里就有多么放肆；他有多悲观，影像上就有多热烈。内心的底调越是暗，他越是电影色彩里宣泄夺目的鲜艳，从影像风格里，几乎可以反向追溯到他的性格——它们恰成两极，甚至达到严格对称的程度。

几乎可以由此对张艺谋做出简单的二元论判断：生活中无意流露的冷淡，对应电影中蓄意彰显的热烈；生活中的得过且过，对应创作时的一丝不苟；生活中的忍气吞声，对应风格上的胆大妄为；生活中的缺乏主动应战能力，对应那个造梦的光影世界里，他自觉设置难度以使自己永远面临挑战??电影是对现实的重力克服，因此才成为张艺谋一生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