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板

一

有些知识分子反感张艺谋，论调相似。他们认为张艺谋的早年经历始终压抑，一旦得势，性格上容易扭曲，终身携带的某种阴影会得以放大和彰显。我也曾受到言论影响，对张艺谋有过诸种不良猜测。

其实按我的个人经验上理解，成长期的坎坷有助于未来。受挫时期，我们收敛、被动甚至屈服，学会关注他人的情绪反应，也内省自己以期未来的改观??这些表现很像善良，至少有时它们帮助培养可能的善意。人性的某种弱点，有益于培养艺术创作上的技能。比如某种程度的自闭，乐享不涉及交际的孤独，就像忘我的电脑游戏玩家，他们在独自的精神娱乐里，爱恨情仇，出生入死。再比如脆弱，当在现实中受挫，使人发明一套补偿机制来安慰自己，就像植物从伤口中分泌树脂，乃至形成琥珀——躲避在艺术世界里的幽灵可能拥有非凡的魔法。人的种种负面情绪，本来难以在上面有所建树的；但创作，恰恰能够完成美妙的转换，让我们下潜到人性的幽暗之处也能有所发现。就像看似与世隔绝的黑暗海底，却在无比艳丽的寂静之中，因为百分之九十的深海动物都有制造光线的能力。发光的水生物，点缀那里的霓虹灯之夜??让我们明白，深渊里，也有节日。艺术创作，近似一种魔法师的技艺，它无中生有，能把纸屑变成花朵，即使生命中的孤独、疾病、灾难等种种不幸，也能被点石成金，转变为美与奇迹。只要我们放弃成见、深入其中，就会目睹黑暗里的缤纷。

每到宣传期，张艺谋为了电影四处接受采访，显得滔滔不绝、喋喋不休，他觉得这是针对投资和作品应尽的义务。但涉及个人的情感和是非，张艺谋不愿多谈，能回避就回避，能闪躲就闪躲，除了太极推手就是哑巴沉默。

张艺谋在指导演员表演时，特别强调真实自然的状态，强调日常和家常，最怕演员进入铿锵有力的舞台腔、话剧感，怕那种高亢的台词朗诵方式——被我戏称为“就义体”。张艺谋自己，同样信奉诚实和沉默。一方面，张艺谋不能忍受自己以无辜者或受害者的造型跑到公众面前慷慨陈词；另一方面，他根本不相信舆论能带来什么风向的转移，不相信它具有客观裁决的能力。张艺谋不让工作室人员发声，因为谁说话，媒体都会把矛头引向张艺谋，认为他是幕后那只暗地操作的黑手。张艺谋跟我也直接交流过，说：“你不要想法太天真，没有谁会相信你的话。公众认定，你属于张艺谋的利益集团，当然是向着我说话，从维护我的行为里获得好处了。”

我被劝说之后，三缄其口。假设诚如所言，在辩论中只能越描越黑，那么沉默是否足够有力，能够以静制动，然后就尘埃落定、云淡风轻？不然。弃权，究竟是蔑视还是勇敢？谎言重复千遍，就貌似真理。

关于沉默，我想起一本书：美国伊维塔·泽鲁巴维尔的《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我是通过刘喻的评介得知此书的。以下的段落，引述自这位知性女神的书评。

“‘房间里的大象’，在英文里，意指所有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者感受。用作者泽鲁维尔的话来说，就是那些‘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

他分析到：沉默的人数越多，打破沉默就越难——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沉默的漩涡，从这个漩涡出来需要的力量就越大。历史上的先知，往往命运悲惨。面对第一个站出来大喊‘屋子里有大象’的人，人们往往不会顺着他的手指去看有没有一只大象，而是怒斥他为什么吵醒了自己的好觉。甚至，他们会因为那个人的勇气映照出自己的怯懦而恼羞成怒，你那么大喊大叫干什么？哗众取宠、爱出风头、不识时务，神经病。‘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生长’，房间里的大象就这样在‘合群’的人们的相互拥抱中越长越大。

人们习惯于政治或社会的压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为这种压制添砖加瓦。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不及时发声，一切都会在沉默中发生变化。经过搅拌的水泥渐渐坚固，溶液状态的铁水也会变得钢硬??直到，它们成为强悍的固体。不吭声的张艺谋，等到他必须吭声的时候，恐怕人们已经很难相信了。就像网上盛传，张艺谋曾被巩俐的男朋友打成骨折，并配以照片，假的。实情是1988年在拍《古今大战秦俑情》时，张艺谋被失控的道具汽车撞断了腿。事故发生地点，是在西安大雁塔的闹市区，当时人山人海，众目睽睽。

二

张艺谋这辈子打交道的人太多，走马灯似的；若论与其深交的挚友，人数寥寥。人到了所谓的巅峰程度，维护友情的难度也会增加。旧友或因交集少，或因不想攀附，渐行渐远；新朋或为避嫌，或为趋利，或缺乏时间积累所产生的信任，难以一见如故、肝胆相照。人到中年，常人都不容易交到倾心和信赖的朋友，何况张艺谋？

我觉得，陈丹青有一双甲亢患者的眼睛，长得像《新青年》时期的钱玄同。张艺谋欣赏陈丹青的才华，也喜欢他的为人，铭感于奥运会期间陈丹青对他的支持。张艺谋喜欢那种有才华却不拿捏造型的文化学者。他说：“有些知识分子只会高屋建瓴，满怀‘冶大国若烹小鲜’的雄才大略，坐而论道，给别人指点迷津；其实眼高手低，满纸空谈。丹青这种人，不浮夸，不炫弄，就是以自己的专业，力所能及地、实心实意地帮你。”我多次听到张艺谋对陈丹青的夸赞，但两人在奥运会合作之后，联络甚少。

有一次，方希和我都在，问张艺谋，是否想过跟陈丹青打个电话，叙叙旧什么的。张艺谋愣了一下，摇了摇头，承认自己问好之后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怕那种嘘寒问暖的客套，他既排斥那种彬彬有礼的仪式感，又难以随性纵情地表达想念，电话连线中，就变成渐低的音量里渐生的狼狈。并不是说，张艺谋不会正常待人接物，他在社交场合一样可以谈笑风生；只是对陈丹青这种内心敬重和亲近的朋友，他拒绝礼数，又没找到合适的沟通途径。

岂止陈丹青，甚至对自己的女儿末末，张艺谋都需要经过内心的调整期。末末成长期与父亲相聚不多，后来只身在美国学习导演专业。这是个美丽而懂事的姑娘，从不张狂，做事扎实努力。张艺谋努力尽到父亲的责任，无论是末末的学业、住房，还是筹划未来的事业，他都有过助力；同样，末末对于张艺谋的电影，也有着重要的支持。

我记得，末末结束学业、刚刚返回国内的那个阶段，许多事情都是导演的助手庞丽薇陪着处理。由于长期没有生活在一起，张艺谋需要调整和适应与女儿的关系。大概是2009年元旦，赶上要说事儿，张艺谋、末末、庞丽薇和我一起吃的晚饭，我能感觉空气中那种因为分离而造成的父女间某种隐约的生疏，张艺谋当时有点不习惯和末末单独吃饭，有人作陪似乎更好，但我也能同时感觉到他努力调整和很快完成的适应。毕竟血浓于水，何况张艺谋在适应性上远胜于常人——随后，父女间的情感很快建立和巩固。我想，末末在她未来的导演生涯中，同样是最值得信赖和依赖的合作者。

三

一个据说很准的伪科学实验：竖起大拇指，尽量向后扳，第一横纹上面的指端部分向后弯曲的幅度越大，其适应环境的能力越强。我试了试：笔直，自己不是个随机应变的灵活之辈，我的轴，我的较真和僵化，从身体功能性看属先天性的。对比之下，张艺谋拇指上端的弯曲弧度很大，似乎也佐明实验的准确性。但我觉得，张艺谋有个短板，他从来没有得到出色调整，一直是他的障碍：他不懂制度化与行政化的公司管理。

张艺谋只喜欢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自己不想干的事，尤其那种缺乏创造力的杂务，他反感和排斥，一听就烦，最好不要扰乱他的视听。除了对待电影他事无巨细，剩下的，张艺谋希望交由别人代管——从类型上，他确实需要一个“张伟平”这样全面接管的操盘手。张艺谋甚至没有留意其中渐生的危险，被管得越来越多，他的自由也会陷入被管的危机。也许，这是一个不愿全面管理自己的人所付出的代价。

张艺谋的角色是创作者，他的热情和能量集中在那个领域，完全不是工商管理学精英的料儿。他不擅长制定奖罚分明的劳动制度，情绪化代替理性。有一次集中看片，到了约定时间，剪辑师迟到了。张艺谋责问：“是谁通知的剪辑师？”是小助理通知的，并已和剪辑师反复确认，这里没有通知者的任何过错。然而，剪辑师的电话无法接通，粗剪片由她一人保管和开启，她不到，一屋子人就得活活等着。张艺谋急得没有理性的时候，糊里糊涂觉得：应该严重批评小助理。幸亏被在场者的提示和反对，他才恍然大悟般，惩罚只应针对迟到者，其他人无责。

张艺谋很少表扬下属，最早认识他的时候，我认定这是一种掌权者的积习，后来发现，这也是严格要求所致。张艺谋认为，把工作做好是天经地义的本分，一旦没做好事情，被批评同样理所应当。张艺谋说：“如果达不到要求，我不会违心地表扬，哪怕出于礼貌的敷衍也做不到。我明白，作为导演，应该及时给予鼓励，这是职业需要。可我不行，这是缺陷。”

记得巩俐刚刚拍完《归来》，只有少数人看过尚未定稿的粗剪片，我算其中一个。巩俐不踏实，忐忑地问我观影印象，让我好生诧异。我认为冯婉瑜的塑造，对电影的完成至关重要，她也是巩俐表演实力的巅峰呈现——因为，我已辨识不出其中的巩俐，就像分娩而出，冯婉瑜成为独立而完整的新生命。我跟巩俐说：“你有什么可担心的？不管电影未来命运如何，哪怕是个泰坦尼克号呢，你也坐上救生船啦。我们还得在冷水里泡一会儿，正想办法搭上你的皮筏子逃生呢。”我感到奇怪：“看过片子的人都夸你，难道，导演没有表扬你吗？”巩俐说，她心里完全没底儿，导演从不褒奖，在现场拍片时同样如此，顶多被追问之后，张艺谋回答一句：“没问题。”即使在他们两人感情最好的时候，巩俐问张艺谋：“你爱不爱我？”吭哧半天，终于得到三个字的答案，可惜是与众不同的三个字：“没问题。”

张艺谋对自己熟悉的人，不会斟酌方式方法，有些话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而间距远者，他倒妥帖而礼貌，媒体记者和初来的访客会被他的温和态度惊着。张艺谋越直接，说明越不拿你当外人。话说回来，给要求严格的张艺谋干活，工作人员本来就压力大，在他这种“做得好应该，做不好应该检讨”的原则下，纵理解万岁，也难免心怀忧怨。

我家住昌平，接到张艺谋电话紧急开会，而要赶到位于东南四环的工作室颇费时间。我事先告知：“我现在立即出发，路远，一个小时之内我肯定到不了啊，别觉得我磨蹭。”声明无效，我在四环的数个路段都接到助手的电话：“导演问你怎么还不到？”别说堵车严重，就是我开方程式走赛车道，也不可能在他话音刚落，就光速般抵达会议室啊。

还有一次，我正兴高采烈地春游??突然被打断，因为接到他119般的火警电话要求我火速赶到办公室。我以大局为重，像黑旋风一样跑过去。谁知张艺谋像刚遇到什么烦心事，拉着一张比黑旋风还黑的黑脸进屋，谁都对不起他似的。没说几分钟话，他就带着不耐烦：“好了，没事了吧？就这么着，我还有别的安排呢。”打道回府的路上，我想着他那一脸轰苍蝇的表情就觉得自己是被打发回去，我悲愤地自言自语：“以为我多想来见你呢？以为我多愿意跟你说话呢？你以为我放着悦目的花红柳绿不看，非要来观赏你这套苦大仇深的五官？你以为我多喜欢伺候你呢？我恨不得大刑伺候！呸！呸！呸！”我忍不住按了一声喇叭来表示内心的愤慨。我还没到家呢，又接到张艺谋的电话。他什么事儿都没有，聊起刚刚想起的一个好主意，他的语气里因为意外的偶得而颇为喜悦。

四

张艺谋事务太多，不可能让他做到心细如发，明察秋毫。只有在创作领域，他面面俱到，恨不得事事躬亲；人际周旋上，他让人恼怒。

张艺谋到程十庆位于东三环的办公室，看到书桌上的笔墨纸砚，信手拿起毛笔，准备小试锋芒。写我名字的时候，张艺谋歪头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我名字怎么写了。拜托！我已经跟您老人家工作五年了好吗？他还是会在交接的信封上赫然写错成“周晓峰”。张艺谋接着问给他当助手多年的庞丽薇：“哎，你的名儿有草字头吗？”他拿不准是“庞丽薇”还是“庞丽微”。这听来令人遗憾，因为他显得如此不关心周围，数年竟不知道下属名字的准确写法——得多自我，多冷漠，多自私，多不顾及他人，他才能有这样的无视啊！平常越替他着想、事事以他为重的下属，越容易产生伤心和不满。

然而，假若你知道下一个细节呢？有一个周末，张艺谋在家里摸着他长子张壹男的头，感慨：“壹男啊，都长这么高了，你上几年级了？”张艺谋得到了那个他因忽视而生疏的答案。张艺谋毕竟是父亲，可连孩子上几年级都不知道，他不管学业和生活的细则，这些都是由妻子陈婷打理。下周，同样的时段、同样的情境下，就跟场景又重拍了一遍似的，张艺谋摸着壹男的头，又发出一模一样的感慨：“壹男啊，都长这么高了，你上几年级了？”无言以对的孩子，只好沉默着转身离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表达抗议。

若想让张艺谋为你考虑得事事周全，不可能；但若你的诉求合理，他也一定不为难别人。打个比方，张艺谋在那里吃肉，如果你想要块骨头啃啃，他没意见，舍得拿出一块给你吃。不像影视圈中的许多人，别说分他的肉了，汤都喝不上，他恨不得把你手中的半个馒头抢过来。可是，若你忍饥挨饿地待在张艺谋旁边，你别指望张艺谋能发现你掉到手背上的口水??更极端地说，你就是活活饿死在他旁边，他都未必发现。张艺谋不是察言观色然后八方送温暖的可人儿，他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都没注意他自己手里抓着、正往嘴里送的是什么东西——我怀疑，即使他啃到的是自己的手指头，痛感也比常人慢上好几拍。

《归来》突然被调去审查，十几个小时毫无音信反馈，不知能否通过。张艺谋中午给我打电话，告知这个令人忧虑的情况。从接他电话到当晚七八点钟的时间里，我魂不守舍、食不甘味，紧张又恍惚，比失恋还难受。到了晚上，实在忍不住，给庞丽薇发了短信，说无论几点，只要有消息请立即通知，我在等靴子掉下来的过程中就像在等刀子掉下来。庞丽薇说，他们下午早就得了信儿，片子通过，还获得好评呢！

我一方面如释重负，一方面气恼不已，给张艺谋发短信质问和声讨：“为什么警报响起的时候告诉我，等警报解除的时候你倒逍遥了，留我在黑暗里继续提心吊胆？！”张艺谋回电话：“哎呀，我一高兴，忙别的事就把你给忘了。”张艺谋这点好，他实诚，不编个高级借口来吓唬你，也不否认自己忘了，他的诚恳容易达至谅解。

更何况，这件事说起来是我过分和苛责。我自己游神散仙似的，终日闲得哼哼，同时也是夸张的健忘症患者，经常因为这种生理缺陷而被怀疑为傲慢自大的品德缺陷。张艺谋每天的事儿密集衔接，他都没有悠然喝茶的工夫，我们不应该要求他百密而无一疏地牢记桩桩件件——那他就不是张艺谋而是速记员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张艺谋实在不是个生活艺术家。电影让他忘却烦恼，而生活里，一脑子乱七八糟的琐碎官司令他被动与无奈。遇到合作顺利的搭档，他下次就不想换张儿，回回找他。对待下属也是，谁办事利索、体面、灵活，张艺谋就找谁，他不会过脑子想想，劳动量的分配是否得当。我想人人如此，都怕麻烦，我们在心理上自然依赖那些令人放心的靠谱者，就像电走捷径，知道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张艺谋的管理水平不佳，奖惩制度不够严明。他做事力求高效，结果是鞭打快牛；谁不能干，张艺谋发几句牢骚之后也就算了，这使混事者也容易存活。

认识张艺谋之前，人们往往受到坊间流传的影响，觉得他的形象和行事都令人起疑。合作者一开始，未必喜欢他，最初长达几年，我都难以克服对他的敌意。真诚的人要比虚伪的人更快地暴露缺点，因为张艺谋不做技术处理。我们说：路遥知马力——然而，路远到马都乏力的程度，能否坚持到终点？一百个上路的好人，99个死在路上，只剩一个成为终点的幸存者；问题是，他势单力薄，怎么对付途中不断加入的投机者？

张艺谋似乎只宜和君子交往，说起来，其实是不适合与人交往；因为人分好坏，不可能我们遇到的处处光明。只适合交往好人的人，往往把人往好处想——乃至，混淆是非，分不清好坏。

五

张艺谋跟新画面的合作分开之后，在没有签约新公司之前，我对张艺谋强调：“你不擅长管理，一定要依靠严格制度来保障公司的运营与维护，不能靠人治，因为你这个性格到最后肯定会变成被人治。”张艺谋大加赞同，连称对对，以后一定要按制度管理。

张艺谋从成立工作室到公司，他全权信赖原来的助手、后来兼任的总经理庞丽薇。从外交、财务、人事、后勤到细枝末节的纳米级问题，他差不多只针对庞丽薇一人。庞丽薇数次向张艺谋反映，不能自己一手独大，应该让部门管理者分别针对张艺谋，形成权力的分割与监管。庞丽薇倒不是工作量沉重而心生抱怨，她只是觉得术业有专攻，自己再努力，也做不到24小时的雷达，而一个时刻绷弦的紧张者难免出错。张艺谋不听这些的道理和分析，他的行事风格并未改变，所谓“按制度管理”，他只要求庞丽薇严格执行——他自己不在其中。

庞丽薇拿来报表，张艺谋一看就晕，说：“还是口头汇报吧。”庞丽薇觉得不妥：“口说无凭啊！万一出现问题，你说我那么说的，我说我不是那么说的，怎么办？”方方面面、琐琐碎碎的管理事项，张艺谋才不耐烦，他那句不由分说的口头禅是：“我不管！”事实上，我不认为与新面面公司分手之后，张艺谋在管理方式上有任何本质的飞跃。

是的，“我不管！”，非常耳熟。

在选择题材方面，张艺谋没有一个雄厚班底。除了朋友的信息、其他影视公司的自荐，最初合作的数年间，选题这块儿，基本上只我一人专门负责。我当时的主业是文字编辑，业余爱好是散文写作，电影只算消遣，我不具备任何专业知识。相当于，我只能拿出三分之一的精力从事张艺谋的策划，要读小说和剧本来找素材，又要找编剧谈合同，更要参与剧本的整个讨论过程有时甚至包括创作，自感能力不足。

我建议：“剧本是一剧之本，是最重要的启动环节。如果说你的电影是列火车，我相当于奥拓的发动机，根本带不动整列火车运行。你能不能再找几个人，我们组成一个策划团队？可以各有侧重，比如我不擅长商业片，那可以找到更优秀的人扛鼎。如果需要，我打配合；如果不需要，我可以轮休，腾出精力来准备下一部片子。这样的话，我们之间可以形成竞争关系，有比较，谁也不敢偷懒，可以提高劳动效率。”

张艺谋觉得我的比喻准确——发动机薄弱，需要升级换代。但，他才不会就此修改习惯呢，张艺谋嫌管理那么多人麻烦：“好吧，你组织几个人，他们平常跟你交流，然后你告诉结果，我只跟你开会就行。”我反问：“那等于，我除了策划，还要增加一堆人事管理和协调，我没那本事，不会啊。”立即，我听到张艺谋著名的口头禅：“我不管！”

在与新画面合作期间，我的片酬未能如约与编剧费用挂钩，等张艺谋的公司正常运营，我的片酬终于回归正轨，按以前约定的，以编剧费用的某个比例提取。我建议张艺谋，应该找另外的人和编剧洽谈片酬：“编剧拿得越高，我的片酬就越高，从利益讲编剧和我是一致的。你让我单独和编剧谈，怎么能保证我不与编剧合谋起来哄抬价格，然后我自己从中获益呢？你怎么能保证我人性的贪婪不被激发出来，刚开始占小便宜，渐渐要占大便宜呢？如果我从中作梗，偷偷吃回扣怎么办？”通常规则是，一个知道双方底牌的人是不应参与游戏的，因为他会变成潜在的作弊者；而且，就算我坦荡无私，秉公裁决，万一编剧漫天要价，我怎么自证清白呢？张艺谋说：“再找别人麻烦，还是你去谈价钱吧。我就这样，用人不疑。”我退一步：“要不然，你找个人在场陪同，也算监督行吗？”他第二遍回答问题的时候，已有克制中的不耐烦：“哎呀，我说了用人不疑，你一个人去吧。”至今，我依旧靠着自律来工作——尽管我的建议更为科学和规范，但没用，张艺谋不管。

张艺谋那种绝对的不加设防的信任，对待曾经的张伟平、现在的庞丽薇、偶尔的我，手法是完全一致的。这使张艺谋容易导致局面上的被动。遇到好人当然好，遇到坏人当然坏。好人做事凭良心，当然让他省心；防卫系统薄弱的张艺谋一旦遇上居心叵测者，他的命运被捏在别人手心里，处境可能不堪乃至危险。假设庞丽薇这样身居要津的人突然翻盘，他可怎么办？幸好，庞丽薇聪明又忠诚——虽然这么说不合适，但我觉得庞丽薇几乎以一种母性来宽容对待张艺谋的一切。但是，怎么都是这种类型？包括我，属于做事认真的、脾气温和的，也曾经像刺猬，一边团缩，一边乍起全身反抗的枪刺，对张艺谋提出过两次正式的辞职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