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舌作家与张大导演的屡次交锋

一

初见张艺谋时，我是玩票儿心态。我的阅历太浅，了解的跌宕起伏仅限于书本。现实中的我，太平庸。我的职业生涯只做过编辑一项，婚姻是嫁给了第一次谈恋爱的人，且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没有生育更使我缺乏成长和责任??一天又一天，日子是复印机下面取出来的，千篇一律。给张艺谋做文学策划，足够刺激我的好奇心。

那时候，倒没太多虚荣心。张艺谋在我们那个小圈子不是闪耀光芒的正面形象，非议颇多。另外，我没有经验，不知自己有无工作能力，没准刚跟朋友传播，我就被开除了——那岂不自取其辱？所以，我只告诉了父母和极少几个朋友。

奥运会结束之后，因为拍摄《三枪》准备要用小沈阳，我陪着张艺谋和史建全去北京展览馆看他的二人转演出，被记者偷拍，登了报纸。我到《十月》杂志社上班，同事举着《北京青年报》上的照片质问，我支吾着掩饰不过去，算是被抓了现形。此时，距我从事电影策划，已经过去两年多了。

我自认是个过路者，对张艺谋的态度，尊重归尊重，谈不上小心翼翼——完全不是无欲则刚的道德高度，我只是任性且脆弱，难以容忍自己在他人眼中显著的谄媚。另外一个现实原因：这活儿，不好干——所以张艺谋想解聘就解聘，想开除就开除，我不怕。

接触此行之前，不言自明地，我把一切不足归罪于张艺谋。说起来那么多好故事，那么多好编剧，怎么也能找出个好坯子啊，张艺谋何至如此局促？我觉得他没有下到工夫。

据说张艺谋编起剧情亲力亲为，这算优点吗？也许是他把人家踩到坑里，才降低了作品本应的高度。我虽不熟悉电影行业，但熟悉作家圈子，我想自己的专业或许有所助益。

等真操作起来，看看作家浩如烟海的创作，有几个故事令人心动，有什么想象令人折服？跟踪文学杂志，不错过热点和年选，可找出理想的选题绝非易事。进入视野，尤其是进入内心的好作品凤毛麟角。一旦发现目标，先别欢呼，众多影视公司可能先下手为强了。找编剧也是问题，价格、档期、署名，文人敏感，处理问题稍有不慎就带来剧烈的抗议。周围有很多口头神仙，落实笔头，让人哑口无言。

也可能主要原因是我能力不逮，说这些不过托词。有时剧本未成，开拍在即，用张艺谋的话说：“得从鸡屁股里抠蛋。”张艺谋总在无米之炊的焦灼里，从来没有在题材上彻底吃饱过。为此我心怀愧疚，也有畏难情绪。

还有，就是张艺谋的工作方式，太玩儿命，我甚至没有抱怨的资格——因为我的劳动量和张艺谋相比，是小数点后面微不足道的部分。

二

怎么能忍受呢？五万字的剧本篇幅前前后后大改无数遍，还不算局部调整，加在一起超过百万，甚至达至几百万字。其结果，是我对剧本视若畏途，看见分行我就头大，而且好大好大。其他影视公司请我兼职或帮忙，我推三阻四，死活不依。他们一定以为我无比傲慢，我也听任这种误会。如果可以，我愿当看电影的而不是做电影的。观影多享受啊，制作电影的过程太受罪了——如同我爱吃排骨而不愿养猪。

影视表面华丽，热闹不已——全年利润，抵不过房产鼎盛期的几个楼盘。电影工业，说起来就是一条由肌肉组成的流水线。数年多人巨额奋战的结果，换来短暂的两个小时。如同早年科学家从数吨重的沥青铀矿中，经过几千次分馏才能提炼出一点点纯镭，不仅熬心熬骨，还可能被放射物质害惨。电影从业人员，尤其是承担艺术品质责任的导演和承担经济风险压力的投资人，风光，但同时也是一种高危职业。

我不会干行活儿，投注的心力特别大。惊恐，自感责任重大，好像我有什么不留神，就会出现什么疏忽。张艺谋提得起、放得下，我相反，属于典型的既提不起又放不下的类型。即使一个项目张艺谋在心里画了句号，他早就改弦易辙，我还在惯性的消耗里，情感上覆水难收。

每部电影的上映期，我的睡眠非常不好，白天晚上地刷屏，看相关的评论，无法自控。我恨自己的柔弱。干这行，必须要承受，荣，以及比这更频繁的辱。即使我心里明白，没有什么会让所有人满意，尤其是艺术创作。我说服自己，被骂有什么关系？有时唾弃代表了公众的正义感，有时魔鬼也骂耶稣，我们不必追求万众瞩目的欢呼，只要能从中吸取教训，反省自身错误就可以了，不要沉浸在自我折磨里。可我就是难以自控，不断溺身于口水战之中。

刘恒请篆刻家赵增福为他专制一枚印章：“章血一色”。赵增福情痴于篆刻，我看过满满数箱他自己作品的印谱，颇感震撼——岁月流逝，他的一呼一吸都在刀锋转动之间。刘恒自创的这条隽语太有力量了：章血一色。我做事拖沓、懈怠，但在情感投入上倾尽全力，焚身以火——不知是否唯此，我才觉得自己跟圣女贞德似的，在壮烈而完美的牺牲中自感沉醉。

小说家程青跟我交流经验，她说不要把自己写到气绝的程度，不必心衰力竭，要游刃有余，要为下次进步预留空间，所以她始终保持分寸感的控制。我不行。大学时候就开始写东西，每次我都希望抵达自己能力的极限。连我都讨厌自己这种假模假式的隆重仪式感——至于吗？每每都跟要写遗书似的那么庄重？可同时，我又觉得，事若不尽情到绝处，若不用自己的血肉撞开边界，我们永远无法延展自己，必须向死而生。我没有程青那样的优雅，如果生硬地东施效颦，我会在自我疼惜中迅速萎缩。所以，性格使然，无法进退自如，只能单刀赴会。

卡夫卡说：“这头牲口夺过主人手中的皮鞭来鞭打自己，意在成为主人，它不知道，这只是一种幻想，是由主人皮鞭上的一个新结产生的。”我时常怀疑自己的责任感，是否基于相似的原因——都是一种显在或潜在的不自由。

三

我的鲁莽与执拗，对张艺谋来说，也许意味干扰和折磨。张艺谋说我偏执，只要一个坎过不去，我就不依不饶。他认为应该从大局入手，小的不合理随后修补；可我认为，如果没有打通逻辑的血脉，装卸情节只会导致作品的生硬而不是生动。张艺谋说：“咱们能不能把注意力放在建设性上，先别拆台？你总是这样，一粒老鼠屎不好，就说整锅汤都是坏的。”我不服气：“咱们为什么不能先看清楚，到底是花椒还是老鼠屎？明白了再行动不迟！你先着急往锅里扔，也不想想，老鼠屎落到汤里，再滗出来多难！哪怕粒儿取出来了，味儿也混进去了！”

我生自己的气，这是干什么呢？经常进行无望而滑稽的斗争，我像一只螳螂想指挥交通，一只甲壳虫想扳动铁路道岔。神话里说卡珊德拉具有预言能力，但总不被信任。我有几次事后证明正确的建议，当时未获张艺谋采纳。数次教训之后，我会提醒自己，要更坚持，以免重蹈覆辙。但，张艺谋全听我的就真对了吗？才不！每个人均如此，愿意放大个人力挽狂澜的功绩，淡忘自己的错误。不管怎么样，效果是我越来越固执。文死谏，武死战，我经常以死战的方式向张艺谋死谏。

我尝试过一个行为风格测试，把人群分为老虎、孔雀、猫头鹰、考拉四个大致类型。我既无老虎型的绝对掌控，也无孔雀的热衷炫耀，除了一半儿的猫头鹰：讲求程序的公正与正义，剩下的一半，我完全呈现为考拉型的放弃人格：温顺、畏惧争执、易于气馁和退缩，非常容易接受他人的心理暗示和行为安排，被动，被动，还是被动。一半是猫头鹰，一半是考拉——造成我既追求精确无误的执行能力，又害怕争端。所以与张艺谋辩论，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刻薄或强硬的反驳，我并无对攻中的快意，感觉自己令人厌恶，尤其，是令自己厌恶。每天充当爱插话的乌鸦嘴：我脑袋空、嗓门大，浑身都是一股不祥的气息，这和我幻想中温和的自我形象大相径庭。我经常气急败坏地开车回家——汽车的后视镜里，是一张乏味、苦相、令人三观尽毁的更年期的脸。

2013年，我如愿调入北京作协成为驻会作家。太大的馅饼从天而降，重量如同铁饼，我在突如其来的幸福中虚脱起来。此前我一直兼职，是职业化的三心二意——白天编辑，晚上策划，在杂志社和工作室之间接力，我体力不支，晨昏混乱。

蔚为悲壮的一次，令我付出了痛悔却无济于事的代价。有段时间张艺谋疯狂熬夜改剧本，创我个人纪录的，是从下午两点奋战到第二天早晨五点半。我走出工作室所在的小区大门，看到“东方泛起鱼肚白”。那段时间，连续熬夜，我累得直说胡话，几次都把“十三钗”说成“十三陵”??我就这样视线恍惚、精神错乱地进了门诊去补牙。

我牙齿不整齐，但我从不为此自卑，相反，自得于两颗淘气的虎牙——那是我作为猫科动物的痕迹。可原本正常的补牙，被劝说为正畸方案——女牙医善诱，我又轻信，在当时的氛围里，我觉得拔牙仿若剪指甲一样是再寻常不过的事，竟然糊涂到同意。活活被拔去三颗好牙，直到嘴里的麻药渐消，面部僵硬的我，牙齿咬着浸血的棉团，活像刚吃完人肉，我才意识到灾难。本以为跟着张艺谋能过上花天酒地的日子，没想到，咔、咔、咔，三口没咬上肉，牙还崩没了。

也许是由于特殊的瘢痕体质，也许上当后的悔恨与幻灭，正畸带给高龄的我难以形容的痛苦。齿隙宽了，露着暗黄而崎岖的牙柱。牙缝比牙大，吃一顿藏一顿，中午吃葡萄，晚上就能自己酿葡萄酒。

问题是，灾难过后，我变得分外难看，脸就像被平底锅重重拍击过三次。本来就长得乏善可陈，这下好了，黄鼠狼专咬病鸭子。以前的下牙像隐藏在乐池里的交响乐团，无论旋律怎样起伏它们含而不露；现在牙齿数量稀疏了，反而显得多了，因为，它们争先涌现出来，变成一些神头怪脸的暴发户争相坐上主席台——其俗入骨！左右脸变得不对称，嘴角一边高一边低，法令纹深陷，我就像被生活扇了一记耳光那么歪斜着脸。有些小事，就像牙一样，决定、影响并终生改变我们对世界的咀嚼和消化。正畸破坏了我的对称。也许被扭曲，恰能如实反映我的心境。

自从我的牙齿从立体的3D，做旧成黄暗的平面老电影，我心理上的青年感就结束了，被时间一脚踢进了准老年。我想，这都是倒霉的电影害的。

四

从眼光、见识、理论水平到媒体应对能力，我不如张艺谋的前任文学策划王斌。人家经历与张艺谋漫长的合作，捡起笔依然能纵横小说和评论。我怀疑自己还能否重出文坛的江湖，所以从未摆脱内心的焦虑。意欲离去，我又不忍面对孤军奋战的张艺谋。如果我奉献够了，到了自己都腻味的程度，我就可以安全离场，就可以如释重负而毫无愧色，不会不忍和不安。

身心分裂，导致我在2010年第一次递交辞职——回想起来，的确像欲加之罪，我简直是找碴儿开溜。

我的工作需要找编剧，并协调编剧和导演之间的关系。那种早晚都要给的钱，我希望早给编剧；不要等最后，甚至拖欠几天，都容易招致编剧不快——活鱼摔死了卖，对谁都没好处。财务没错，在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付款要有轻重缓急。我知道文人自尊，所以不用编剧们出面，我督促财务尽快付款。但几次催促之后，恰赶上资金不到位，就挫伤了我的面子——我感觉自己像个替人要饭的。

摊子大了，必须严格把关，否则窟窿一大，就会有漏网之鱼。我这个活儿要结交编剧，有时要有餐费什么的。我对数字糊涂，又疏于文件管理，确实做不到财务水准的精确。时间一长，我拿着发票犯迷糊，回忆不起当时情形。但我并非贪婪，我愿意自己拿到的每一分钱，都无惧于他人的知晓，所以我格外承受不了怀疑。会计按正常程序走的，需要在每张发票后面签署和谁、在哪儿、由于什么原因而吃饭??当我目光迷茫地陷入往事的泥沼之中，我会因财务人员的责问语气而敏感和憋屈。明明是自己的错，却由不得别人说，我新愁旧恨，潮汐翻涌。

都说影视圈里乱，嗯，我信。不过，对我来说，张艺谋工作室的环境简单，没有任何复杂的办公室政治。我之所遇，其实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简净？不知道，其他环境，我没尝试和比较过。也许，这是我的好运也是我的局限——我就像一只放进保温箱里的嫩如婴儿的小蛆，越来越娇气。从阴差阳错地误入此行，到过程中耽误精力的种种消耗，想起来就不高兴——反正我一赌气，就想辞职算了。

这次张艺谋算是跟我有个短暂谈心，我直言不讳地谈及不满。他高效而富于诚意地解决了我的思想问题，多少让我不好意思，觉得自己矫情。虽然放弃策划的确是我当时的内心选择，但从效果来看，几近是一种职场上的撒娇和耍赖，让我略感羞愧。

五

第二次辞职不一样。因为有了第一次近似戏言的失败，第二次不能重蹈覆辙，我写了辞呈，自感语气坚定、心肠冷硬、去意已决??结果，还是没辞成。

我怀疑自己不喜欢电影策划，除了兴趣，还潜藏着一点也不高尚的理由。在最早的数年里，其经济回报，不是我的朋友们猜测和设想的那般可观——至少对我来说，它远非高到可以收购文学梦想的程度。刚开始时我不计较，甘愿自降身价，因为电影对我来是业余的、过程的、翻闲篇的，它只是一份增加个人收入的短工，不能成为生活里的主轴，我甚至不准备把它当成一根辐条。我抱着得过且过、随时撤退的心态，如同浪子对待并非为婚姻而准备的感情，没想过自己需要支付的沉重责任。另外，张艺谋自己的经济状况，远非传播学意义的土豪。当然不能用悲惨来形容，但它和盆满钵满的财富想象，距离遥远。所以我舍弃这样工作和薪水，不觉得可惜。

和张伟平分手之后，在张艺谋最为困难的风波时期，维护运转颇为吃力——是在分手之后，张艺谋才把自己的工作室注册为有限公司。作为总经理的庞丽薇已经想到压缩和克扣自己的工资，来减少运营成本。出于情感和道义，我觉得自己该有所分担。那一段时间，我基本不报销汽油费和通讯费，包括跟编剧交往的餐费，自己担了，并没有攒起票据来等待补报。并非邀功，做过的事情属于自愿，我无意放一笔情感与道德的高利贷，需要张艺谋他们连本带利地高额偿还。

熬到与乐视签约，终于松了口气。重打鼓，另开张，各个部门都需要进行衔接，需要一些财务上的核清。那天，张艺谋突然沉着脸问我：“为什么在剧本成本上花费了这么多？”我愣住了，他的表情，包含了潜在却明显的谴责。我申辩了两句，他还是一脸质疑。

问题是，张艺谋根据财务人员报来的数字作为依据来批评我是不对的，因为它远远高于实际开销。

与编剧的合作，受预算所限，我们会因能力或价格而换将；过程中，也会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终止合同。举例，假设我们与编剧签订的片酬总计为30万，这30万是分批领取的，每稿按比例拿，如果双方中途解约，他拿不到全款，可能只是其中10万。换下任编剧，步骤同样。项目众多时，账务难以及时了解进度，就把所有预算加在一起。这就意味着，如果我陆续找到三个编剧联合完成电影，每人都花费了10万；但财务根据合同，关于片酬合计就是90万。张艺谋拿到那个庞大的数字头疼不已，他又是个对大数字不敏感的人，没有发现其中出入，再加上还要额外拿出一笔钱支付我的策划费——他恼火于电影未开机，已经要花这么多钱了。他的口气里虽未怀疑我在其中做了什么手脚，但至少说明在成本控制上，我是失职乃至失控的。

接下来张艺谋要处理其他事务，不能耽误。我当场并无态度上的激烈反应，只是依靠记忆，心平气和地给张艺谋列了一张清单，让他跟财务报表实际对比一下，看我的数字是否属实。然后，我不动声色地离开工作室。

这么多年来我和电影圈基本上没交道，仅仅因为与张艺谋的个人关系，我才一直坚守岗位。有的事情，对我仅仅是责任，我会尽力，把被迫的责任表现得活像热望中的爱好。比如《三枪》和《山楂树》，我的态度近于一个力争合格的做作后妈，努力是努力，但并非从内心分泌的亲情，多少虚伪。而《金陵十三钗》和后来的《归来》，我觉得自己投入太多感情，恨不得把骨头当柴烧——我知道自己做不到职业的冷静，从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只会谈恋爱不会卖淫，最后入戏到把自己榨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我干活不惜力，但做人存在致命弱点：受不得委屈。这点，倒和张艺谋的隐忍特长恰成反差。我明白张艺谋并非专门要剥削我，不过就事论事，看能否压低制作成本。但心重的我回到家，越想越不舒服，越想越别扭，越想越气。哼，张艺谋啊张艺谋，你以为我反而给你添了麻烦是吗？也不调查清楚就冤枉人！

我本来就怕涉及钱款，怕自己被嫌疑为高价的秘密获益者，几次提出让制片主任或者财务经理去谈判，都被张艺谋以“用人不疑”回绝。我敢说，自己多年来对得起这份信任。如今，张艺谋签约刚成没几天，好像，我倒成了某种隐约的拖累。

我尽量体谅别人，也希望别人能够体谅我——这种合作方式缺乏契约精神，我吃亏也受益于此。张艺谋的处理方式不妥，比损失利益更重的，是对我精神意义的挫伤。越重情义的人越敏感，我的极端就此表现出来：就感情而言，我可以领最低工资甚至义务劳动；一旦伤及感情，给我再高的工资也不做。我的性格同样是遇事能忍则忍，很少把负面情绪带入工作的具体环节之中。尽管我不会在过程中讨价还价，但一旦触及底线就难以挽回。

困难阶段我曾想，只要熬过这个特殊阶段，不管跟谁签约，都会有策划团队前来接应。当我得知，这个虚幻的豪华阵容并不存在，乐视队伍还在组建和调整期??我眼前一黑，觉得长期支撑自己的幻想垮了。后来想想，我也太高估自己了，只要资金支持，什么都可以从无到有。无论镀金还是学艺，到张艺谋这儿来的应聘者肯定趋之若鹜，既便宜又具选择性。我盼望他能早日找到有效的策划班底，如果遇到好剧本，我相信他会释放令人惊讶的实力。所以，我根本不必杞人忧天，明明是个挡道的，还以为自己是交通协警呢。我想清楚了，于是连夜给庞丽薇写了封拜拜信。

六

因为张艺谋不会操作邮箱，给他的邮件都由庞丽薇转交。庞丽薇和我交换意见，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张艺谋打来电话。他不知道我的邮件，是想说别的事儿，我误会了，以为庞丽薇转给了他邮件，他是来宣战的。我的情绪尚未平复，少见地，用生硬的态度反问：“导演，你知道我做电影策划这么多年，收入是多少吗？”

他当然不知道。张艺谋的心态是越安全越放松，对离自己近的人，非常粗心。这是他招人恨的一面，让人觉得给他卖命真不值——你就是在工作室里满地打滚，他会疑惑地想：拖地为什么不用墩布呢？他绝不会想到你是肚子疼。在张艺谋这儿，好人不占便宜，坏人不吃亏——我看还是当坏人更实惠一些。凭什么呀，我要挨那个累，担那个惊，受那个怕??完了接着受气？我才不干呢！

“童言无忌”，这是美化说法，其实我是不太懂事，表达上横冲直撞，缺乏技巧。胡抡一通王八拳，我挥汗如雨、眼花缭乱，不知道是乱拳打死老师傅，还是老拳打死乱师傅??也许老师傅和乱师傅都安然无恙，唯我气喘如牛，两只爪子肿成拳击手套。记得2006年与张艺谋见面不久，就有朋友想把我介绍给其他导演做策划。以我的性格，估计难与别人长久合作。好在是张艺谋，我有什么观点不用藏着掖着，他不计较。

张艺谋和我在电话里沟通了一个小时，他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倒教我觉得自己心胸狭隘。但凡与张艺谋合作过的人，很少交恶，哪怕过程中再恼怒和愤恨，也能在事后达成谅解。伴随着他的自我批评，我也检讨和反省自己。那么忙碌，怪他不照顾别人看似合理，其实已是苛责。看看他把自己照顾成什么样儿？张艺谋的家人又跟他享受了多少的安宁幸福？对他自己和他最为重要的人，都不过照顾到那样的水平，还能期望他对团队中的每一个体都嘘寒问暖，做梦！经过彼此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在电话里已经冰释前嫌，好了伤疤忘了疼地讨论起电影操作了。

数天后，我在外地旅游，接到庞丽薇电话。她说，张艺谋查了我的收入情况，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几部电影确实没按原来约定的数目支付片酬。可剧组已经解散，账目已经封结，张艺谋从他自己的私人账户上打了一笔钱给我作为弥补，让我查收一下。

没想到，张艺谋会这么做。我既感动又难堪地给他回复了一条短信。张艺谋本人从未提及此事，可能他也不好意思。张艺谋不愿意在道德上亏负，估计能拿钱弥补的，他不亏欠，不愿装傻充愣地欺负别人。对比之下，我觉得自己缺乏风雨同舟的担当，表面上磊落，内心里还打着小算盘。别说相比庞丽薇了，就是与工作室的其他人相比，我也逊色太多——小文人和老女人的计较，在我这儿合二为一了。

尤其，那个时候，张艺谋从乐视拿到首笔签约费，刚刚摆脱经济上的狼狈。我也知道，这么说耸人听闻，没人会信??然而，实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