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海都7月20日A21版《慢读/传家》的寻根故事，版面有限，只刊发了4000字。这里，晒出的是作者近6000字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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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福楼中归去来

N江岚
美国，纽约上州。大熊山麓，哈德逊河中央河谷之间，有我一间小小的书房。书房里沿墙排开的黑色书架上，有一个小小的土楼模型。每当上午的阳光照进来，落到那个竹制的模型上，那远在大洋彼岸的夯筑一圈的高大围墙、中央敞开的天井，以及沿屋墙排开一间间房屋的长长杉木回廊，便忽忽然闪现到眼前来。
其实土楼一直是在那儿的。远在被世界瞩目之前，远在我意识到它和我关联之前，它就已经凝立在那儿，承受风云变幻，历经人世沧桑。
福建龙岩，原本偏远荒芜。我的先人们为乱世之生计维艰所迫，辗转落脚到了那里。为了抵御匪盗的侵袭和野兽的威胁，他们将随处可得的松软粘土几番压实，几番夯打，建起这长方形、正方形、圆形、椭圆形……大大小小的土楼。一座又一座，青山绿水间彼此连络有亲的族人分而不离，团结互助，自给自足。
永定县湖坑镇上的南溪水尾土楼群中，我家那栋四四方方的“庆福楼”总有一百五十年上下的历史了。从门前的晒坪下几级台阶，有南溪蜿蜒流过，清浅舒缓而源源不断的溪水。在现存两万余座当中，这一座规模不算大，也没有特别显著的特色，却曾是我江氏数代人繁衍生息的空间。
上个世纪初的某一天，我的曾祖父，江森球公跨出“庆福楼”高高的门槛，穿过楼前的晒坪，踏著南溪中一块块大青石涉水而过，背着行囊下南洋。通往外乡的黄土路上，他曾经回头留恋地张望过吗？他的脚步，曾经彷徨过吗？那个时候，他的长子次子，我的祖父书拔与叔公书源，尚在幼年。或许，家中妻儿有土楼里众多婆姨妯娌照应，他可以不用挂虑太多；又或许，前方的道路有族中叔伯兄弟引领，他也不会担忧太多。更何况，客家的男丁成年以后总要出去闯荡，这是代代相沿的老规矩，他根本没想过违背，或者迟疑。
于是曾祖父就走了，一去整整十年。在南洋，落地之后要维持生计，生活安定下来之后要挣钱，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这些岁月？他都做过些什么经历过些什么？没有人知道。在家乡，我的曾祖母从田间地头，到屋里灶前，又是怎样凭藉自己一双健步如飞的大脚，奉养长辈，管束一双幼子？也没有人能告诉我。
家乡的老人们只说，曾祖父性格果决机敏，且为人忠厚仗义，深得族人信任。因此当他十年后从南洋回到“庆福楼”，不仅带回了自己的积蓄，同乡们也将各自的财物交给他带回来。接下来的十年间，他也还经常往返于南洋与家乡之间，把家乡下南洋的青年子弟送出去，再为滞留在异邦的亲友携带书信、押运钱物返回。一直到1942年以后，抗日战争的烽烟四起，路上实在不太平，曾祖父才不再远行，留在土楼里领著子侄耕读持家。
1929年，我曾祖父母的幼女，我的小姑婆出生之时，祖父书拔和他的兄弟书源都已长成挺拔魁梧的青年。当其时，由于地理位置远离全国的政治军事要冲，闽西地区的土匪势力非常强大而普遍。不少地方政权由郭凤鸣、卢兴邦、陈国辉等大股土匪武装控制，有些地区几乎遍地皆匪，而尤以永定县境内为甚。当代学人张永曾撰文记载：“接近龙岩之太平丰田二里，土匪掳人勒索成为常事，往往仅有数里之路，本地人亦行不得。小乡村之小姓农民耕牛农具被掠，无以耕作，多流离别处或亦当匪，因此有许多田地无人耕种。当军队下乡来剿匪时，同样祸害农民，因为所谓军队也不过是被（何应钦在北伐战争中）收编的大股土匪而已。”
土地大片荒芜，社会环境眼看着倒退到原始部落争斗的原始状态，怀揣著一腔年轻的激情和干劲的祖父在家乡看不到前途。1931年，来不及等已订亲的媳妇过门，他决定和他的几个堂兄弟们一起，沿著离乡的黄土路到广州大埔求学。
而在家乡，绑票、暗杀、拦路劫掠的事情不断发生，匪患愈演愈烈，终于波及到我家。据我小姑婆回忆，事情发生时她刚记事，大约是在我祖父离家两年之后的某一天。从南溪对岸突然涉水过来一个陌生人，给“庆福楼”送了一封信。这是一封山中土匪的恐吓信。他们绑架了邻村的苏家大小姐，索要三百银元赎金。苏家无力偿付，要求他们将这封信转交给我的曾祖父。因为这位苏大小姐，正是我祖父未过门的媳妇。
曾祖父二话不说，如数缴付了银元，赎出苏大小姐并将她接回了“庆福楼”。可怜这位年轻女子在山里数日风餐露宿，担惊受怕，已经病骨支离，在我家楼中只生活了短短十八天便命丧黄泉。
我家如此无辜地人财两失，难免令苏家过意不去，后来便提出让他家二小姐再许给我祖父做填房，曾祖父为此写信去征求我祖父的意见。祖父已从广州到了广西宜山，并经由他的叔父江森桐公介绍，在当地税务局谋到了差事。祖父见信后回复道，此时森桐公已另外为他提了一门亲，对方是在梧州市兴业县为官的江西金氏人家。于是苏家的提议就此作罢。
森桐公与金家老太爷是朋友，见金家五小姐与我祖父年貌相当，便出面当了这个媒人。金家五小姐性情贤淑，上过新学，凭自己的土地测绘技术在政府部门工作。这位当年就能够自食其力的新女性，便是我的祖母。
1936年，祖父祖母在广西柳州成亲。家父建文与姑母建华、二叔建中相继出生之后，我祖父母带着他们回乡省亲。家乡的老人至今记得我祖母乘坐的轿子出现在南溪之畔的情形。我祖母容颜端丽，态度斯文，与土楼里客家女人的粗放简约大不一样，令他们印象十分深刻。
一时间“庆福楼”中父母儿女、兄弟姐妹、祖孙子媳大团圆，那是“庆福楼”最热闹也最温馨的时光吧。家父这一年大约只得五、六岁光景，早上起来穿着乡间罕见的小中山装小皮鞋倚在大门口，看著他的父兄叔伯赤足荷锄往田间去，浑然不懂汗滴禾下土的艰辛，只是觉得新奇有趣，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进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夜。
假期结束，我祖父先行返回广西柳州税务局任上，大约半年后祖母带着家父与姑母离开“庆福楼”前往柳州。不久，他的兄弟书源也沿著曾祖父的脚踪只身下南洋，“庆福楼”就冷清了，曾祖父母身边只还剩下一个幼女。而我叔公江书源一去南洋，在彼处成亲、生儿育女，再也没有机会回来。
此时日军的铁蹄自北向南，一路烧杀抢掠。历史的动荡颠簸里，我祖父母为躲避战乱，在广西境内柳州、宜山等地几经搬迁辗转，期间我的二叔、小叔、小姑姑相继出生，祖母的娘家却渐次人丁凋零。解放初期，祖父带着妻儿到桂林投靠在彼处开袜厂的一位乡亲，从此桂林成为我们这一支江氏子孙安身立命的地方。
而在永定的老家，我的小姑婆也长大成人，嫁入巫家，离开了“庆福楼”，后来随夫婿迁往龙海定居。五十年代中期，辛劳一生的曾祖父辞世，我祖父返乡将曾祖母接到桂林奉养。从此，“庆福楼”离我们就很远很远了。尽管它一直是在那里的，傍著青山绿野，以及晒坪前面长流不断的南溪。
家父在桂林完成了中学的学业，于1954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就读，二叔建中数年后也考入广西农学院。有很长一段时间，家中的生计靠我祖父拉木板车维持，致使我大姑姑不得不早早辍学去打工，挣钱帮补家用。其间捉襟见肘之处，不难想见。
家父在广州，大学毕业之前受到“反右”运动的冲击，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偏远的广西昭平县林场“劳动改造”。他的个人问题因此一再蹉跎，直到经人介绍认识家母。蒙我外祖父通达，两人于1967年成婚。
我出生之前数月，曾祖母谢世，安葬于桂林。她生前肯定会思念土楼，肯定想过再回去看看的吧，然而今天看来这样的一个愿望，在那个年代里是奢侈得无法实现的。到我两岁，家母也被下放，我则被留在桂林，跟着祖父母长大。
我的小姑姑和小叔都没得到继续升学的机会，高中毕业后先后在桂林参加工作。家里的经济压力得到缓解，后来祖父就不用去拉板车了。大姑姑与姑父婚后有了我的表哥，大多数时间也在祖父母家。
我记得祖父有一个藤编的小小箱子，里面装着粮票布票户口本，以及他与亲友往来的重要信件。数年之后，多了一本翠绿色封皮的“江氏家谱”。他说，我还有个名字叫做“永溪”，因为我是江氏的“永”字辈，因为家乡的老屋前有一条南“溪”；他说永定甜菜干顏色乌黑油亮，配上五花肉，无论炒燉蒸煮都香甜鲜美；他指著寄自缅甸的彩色照片，告诉我里面那个剃光头的小和尚叫“永春”，是书源叔公的长孙，我的堂兄；他说家乡戏里的木偶比我还高，眼睛嘴巴都会动，还分生旦净丑；他说……却从来不曾对我仔细描述过土楼。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客家人，祖籍福建永定。却一点儿也不知道祖父口中的“老屋”，我祖辈父辈生长于兹的所在，是一座和我所见过的任何可以称作“房舍”的东西都大不一样，后来要成為“世界物质文化遗產”一份子的独特建筑。
想来“乡愁”之於游子，更多的是对那一方土地的眷恋，以及对骨肉至亲的悬望。这种眷恋与悬望里遥远的“家”，其间点点滴滴的细枝末节都值得反復咀嚼回味。至于“家”的实体是斗室还是深院，是茅屋还是“世界物质遗產”，倒没有那么重要了。
七十年代末期，我们家乃至整个中国，都终于走出政治运动的阴影，希望的田野上一派阳光朝气。家父与众位叔叔、姑姑们的工作都得以重新安排，我祖父也终于可以回老家省亲了。他见到了小姑婆一家，带回来家乡乌黑油亮的甜菜干。祖父说，我也应该回去看看，客家人可以散居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却不能不回去，人人如此，这也是老规矩。
可那时我功课已经很紧，升学的压力也大，每年的寒暑假期形同虚设，计划来计划去，一直到祖父卧病沉重了，我仍然无法成行。垂危的病榻之上，祖父对我说，他这一生俯仰无愧于天地，亦无憾恨。嘱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有机会，要回老家去。
当我提著祖父用外汇券给我买下的，一个当时还很稀罕的搪瓷小脸盆，迈进大学的校门去，祖父没有看见。当家乡来信， 说在“土改”时期被收归公有的“庆福楼”终于屋归原主，也只能在灵前祭告他与曾祖母了。我一路读书，一路走，书读得越多，人也走得越远，最后竟也走到了异邦，比南洋还要远的异邦。也不知道冥冥之中是不是一种宿命，客家子弟注定要漂洋过海的宿命。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永定与我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多瓜葛。我大洋彼岸的乡愁里，融合了儿时全部记忆的桂林山水，相比之下要具体得多。直到1999年，那个很寻常，没有任何先兆的仲春的夜晚，我突然接到一通从加州打来的电话。那头陌生的声音细细查问我的姓名家世，然后说：“孩子，我是你的叔公。”──这便是1938年与我祖父一起离开家乡去广西，后来考入中央陆军官校，毕业后供职於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又随军撤往台北，编撰了那本翠绿色封皮家谱的江际臣公。
当时，他已年届八十高龄，因身患绝症被台北荣民总医院送往加州医治。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伯利恒小城，这一通电话所带来震荡，真不是言语所能够形容。我旋即飞去和他见面，在他手里，我见到了一本杂志。
指点着封面图片上那个庞大的灰黑色圆形建筑物，际臣叔公告诉我，这就是家乡，这就是土楼。六十年代初，被美国人在卫星照片中发现之后，以其将传统的夯土技术发挥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功能完备、结构巧妙，引来举世瞩目。这本杂志，正是关于土楼以及客家文化的介绍专刊。
在那次相聚的短短两三天里，叔公慢慢告诉了我，在永定县湖坑镇南江村，南溪边上那几座彼此相依的数座土楼有个统称叫做“水尾楼”，其中包括方形的“庆福楼”，也包括他家圆形的“天一楼”。这是第一次，远远地，惊异而模糊地，我看见了我祖父口中的“乡下老屋”。同时，通过际臣叔公穿针引线，古老的“庆福楼”也远远地看见了我。
从此，那方形围墙上屋脊的灰黑色，那山头柿子成熟的深红，在老家亲人们盼归的殷切呼唤里，越来越生动，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近。本来，际臣叔公说他要领着我一起回去的。不仅要回永定，还要去缅甸、马来西亚，去认一认流散在那里的亲人。可惜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际臣叔公于2001年底在台北去世。
2006年，福建省侨办组织“海外华人媒体聚焦海西”的活动，我应邀随团访问福建省各大主要城市，走到了龙岩。龙岩对我的迎接与拥抱，不是其他的访问团成员可比。老家的姑姑伯伯、兄弟姐妹，明明素未谋面，却让我从他们脸上的轮廓和表情里，看见了熟悉的轮廓和血脉相连的温情。两万余座土楼，说多不多，说少也绝对不少，可只要我报上姓名，江氏族人立刻就知道我应该归于哪一座。到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所谓“根”，并非一个虚无渺茫的意象，而是一个真切实在的物象。而这个物象对于异乡的客家子弟来说，究竟有多么强韧的牵引力。
──终於，丽明姑姑陪着我，踏上了那条已舖上柏油的黄土路，沿我曾祖父、祖父、父亲离乡的足迹，走进湖坑镇，见到了一直守护着曾祖父坟冢的庆松叔。土楼古老的建构里没有卫浴设施，生活不是很方便，族人们实际上都已经搬离了土楼，庆松叔也不例外。他家的新居建在南溪的另一边，与土楼隔水相对。
南溪边柿子树上硕果累累，他摘下几个来递给我，一边絮絮叮嘱：可不能多吃，这东西伤胃！南溪里昔日的大青石，换成了他亲手筑成的水泥礅，踏过去，“庆福楼”的楹联就在眼前了：“庆由善积，福自天申”。
穿过晒坪，一脚迈进门槛，左手边就是我曾祖母围绕过无数次的灶台。一口巨大的铁锅架在上面，仿佛曾祖母随时会迈著一双大脚进来，為我举起洗尘的炊烟；楼上，书源叔公的房门深锁，南洋欲归无计的永恆悵惘关满一室；小姑婆的闺房里，她顶著红盖头起身，即将嫁为人妇的脚步迟疑就在眼前；回廊上，祖父的身影时隐时现，笑看我乍然面对这一切不由自主的晕眩；童稚的父亲依然穿着小西装新皮鞋，将天井中央那一眼依然清光凛冽的水井指给我看……上下三层楼，二十四间房，男女老幼的身影来来往往，笑语喧哗，顿时热闹起来。夯土高墙与杉木回廊，威严与亲切，久远与此刻，列祖列宗与我，在屋顶圈成的四方天空之下，一时间满浴柔和温暖的阳光。
我终于回来了。土楼对面葱鬱的山坡上，曾祖父长眠的墓前，我俯拜以告：我回来了。高投乡的江氏宗祠，专门为我敞开了大门，堂兄教我祭拜的礼仪，我焚香跪拜以告：我回来了。离开永定，乘车乘船抵达龙海的石码镇，面对白发苍苍的小姑婆，我泪流满面──我回来了。到底回来了。无论走得多远，无论定居何处，客家的子孙总要回到祖居之地，代代如此，人人如此，这是老规矩。
在我回去之前，家父领着他的弟妹们就回来过了。我这次回去之后，又过了两年，他和家母一起领着我和我先生、我弟弟，以及我那两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再次返乡省亲。
土楼，人说是神秘莫测又诱人探寻的土楼，如今之於世界，是受到特殊保护的“文化遗產”。于我，则并不神秘也无需探寻，它总是在那裡的。那一栋櫛风沐雨百数年的“庆福楼”，终於屹立成我心上一枚稳稳的纸镇，凝重而深情地压住了我，万裡关山之外的乡情。于我在异邦生长的孩子们，也有了亲切稳定的亲缘，以后当她们在美国的土地上再看见土楼的图片或者再听人说起，她们也会述说一段她们与“庆福楼”的故事。
“庆福楼”。从此，在纽约州的大熊山下，只要我们一回眸便能看见──山依楼旁，水过楼前，根在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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