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公共危机——我们时代的新闻人格》之前，先插播一条重要新闻：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14日宣布，2014版新闻记者证换发7月15日起全面启动，计划10月30日结束。本次换发记者证的新闻单位，首次增加了纳入试点核发记者证的新闻网站，首次要求新闻单位提供申领人员与所在新闻单位签署的保密承诺书和职务行为信息保密协议。

总局新闻报刊司有关负责人说，持有2009年版新闻记者证的新闻记者和符合申领条件的采编人员均可通过所在新闻单位提出申请，换发工作通过中国记者网的网络核验系统进行；换发期间旧版新闻记者证继续有效使用。换发结束后，全国将有25万名新闻记者领到全新设计的记者证。

据介绍，2014版新闻记者证长107毫米，宽77毫米，使用了20种防伪技术，新证采用深蓝色封皮，封面嵌有亮银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新闻记者证”中英文字样；年检页首次采用无色光谱彩色印刷技术，使用了摄影记者拍摄的五张经典摄影作品，在自然光下照片显示出基本轮廓，在紫外光下显示出优美的彩色图像，展示祖国的大好河山。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各级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各新闻单位结合本次换发工作，严格审核新闻记者证申请人资质，从严掌握新闻记者证发放范围，不得为党政机关、行政部门和后勤、广告、工程技术等非采编岗位工作人员申领记者证，禁止向有不良从业记录的人员发放记者证；要求换发过程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同时要求各新闻单位负责统一收回旧版新闻记者证，交由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统一销毁。

芮成钢被调查，有传闻称，芮成钢及其家人成立了公关公司，利用采访资源牟利。本文题目为《公共危机——我们时代的新闻人格：一位从业17年记者对中国新闻职业与新闻人格的反省与漫谈》为刘建峰去年11月作在中山大学华媒卓越记者沙龙讲座上摆的一点龙门阵。(文有删节)

　　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财经》杂志记者张鹭打来的，张鹭给我打电话一般就是为了挖料，挖什么料呢?因为以前我在《中国经济时报》工作了很长时间，从1997年11月份一直到2011年差不多有十五年的时间。

　　2010年和2011年《中国经济时报》的人事变动，当时张鹭作为新闻人，关注行业变迁，所以当时也都找过我。这次给我打电话我就猜到是跟《中国经济时报》有关。

　　前不久在微博上就有这样一个消息出来，《中国经济时报》河南记者站站长因为敲诈勒索被通报了，这个站长很大胆，敲诈地方8万块钱，我们知道，新闻行业里接受了企业的好处打击它的竞争对手的事情已经不新鲜了，令张鹭跌眼镜的是，对地方政府有资格形成威慑力的，应该是《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的媒体，像《中国经济时报》这样一个没有党报权威的媒体居然也敢敲诈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给人的感觉是好弱势啊?

　　这话说得挺有意思。实际上我从业十七年以来，应该说耳闻颇多，在这个行业里是一个通例，绝不是只有党报或者类似《人民日报》这样的报纸，各种打着国字头的，或者省以下敲诈县一级的，地市一级的再敲诈乡镇，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就《中国经济时报》本身而言，它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不奇怪。过去湖北记者站的站长也是类似的情况，就是敲诈地方，当时可能是企业。后来事情被查出来了，当时《中国经济时报》连湖北记者站都失去了，而且很长时间不允许再在湖北设记者站了。我是湖北人，有一次回家乡，在市委宣传部的校友跟我讲《中国经济时报》湖北记者站有个什么记者到我家乡搞事，我听了，当时就感觉很不光彩，我感觉所有的媒体老总都会认识到了这个问题，都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都试图扭转这样的做法，包括《中国经济时报》。

　　我从1998年就听到社长乔仁毅和编辑部负责人包月阳要扭转经营思路之类的说法，包括后来包月阳本人当了社长、总编兼党委书记，应该是党政军三权一人占有，还在想法扭转这些东西，结果带来了什么后果呢?那几年《中国经济时报》连给记者的过节费都发不出来。在目前这样的体制下，大量的媒体依靠被垄断的刊号生存，这种现象就会非常普遍。

　　有关《中国经济时报》本身，刚才讲这些，并不是把《中国经济时报》的价值从历史上抹去了。它1994年创刊，到1997年名声鹊起，因为“十五大”之前，邓小平去世了，大家都很疑惑，不知道中国的时政将来会往哪里走，是要继续扩大开放还是要往回退步，所以当时有很多的疑问，左派右派等等、姓社会主义和还是姓资本主义这些说法都有各种各样的冲突，其实直到2001年以后，当时有个杂志叫做《中流》，我跟他们的一个负责人电话聊天，他还很左，对李锐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愤怒和反感。吴敬琏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主张市场主导，他在《中国经济时报》上面发了不少文章，这也让中流的这位领导很是愤懑。

　　那个时候《中国经济时报》在引领时代改革舆论上做了很多的工作，国际国内声誉斐然，尤其是在十五大前后，第三次思想解放，中国经济时报在媒体里是主力啊。十六大的时候新加坡《联合早报》曾经说，十五大时中国经济时报可谓“洛阳纸贵”。这个媒体本身曾经是个非常有理想的媒体，就是要做中国的《华尔街日报》，所以它才能容纳王克勤和他的重磅调查，它曾无论是内容还是经营上都希望能够规范，但实际上一直没有机会能够很好地让它的理想得到实现。这一方面也是由于上面的管制，《中国经济时报》曾经有过很好的发展机会，有人愿意大额投资，由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领导不够开放，牢牢把控这个所谓的媒体，所以《中国经济时报》市场化的路就没有走通。

　　现在传媒界，更多的是那种没有走向市场化的媒体，这样的媒体不是不想要市场化，它们或者是没有资金，或者是由于背景原因无法获得资金，所以就处于一种胶着状态之下，在用户中的影响力受到市场化媒体的冲击，而且还有大量的人员要养，就要靠这种“寻租”的手段来获取资金。

　　其中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和地方合作，比如开研讨会，就不给你做负面新闻，我跟你搞合作，我们一起来办一些研讨会，或者是做地方形象广告，或者是写一些宣传推广当地政绩的软文，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一部分资金。

　　尤其是后来随着财经类调查的兴起，上市公司的问题被揭露。然后一些非市场化和市场化媒体都开发出了一种新的寻租模式：就是通过调查那些已经上市的公司是否存在财务违规问题，或者是否存在一些信息披露不完全或者披露虚假信息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法人治理结构出现什么问题，市场运营方面出现什么重大的过失，这个时候记者就会写一些文章，然后就说我们要进一步深入采访，你们是不是核实一下?其实是要挟对方，这就是寻租。我们说的后一种形式更加恶劣，不过，事实上如果被敲诈的单位能够取得证据的话，基本上是一告一个准。

　　2012年1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财经公关公司，这个公司的名字现在我忘记了，当初在微博上面是实名认证，它的法人代表也是一个女的。她与一个女记者之间发生争吵，这个女记者我认识，之所以会发生很激烈的争吵，就是因为这位女记者虽然是做财经方面的新闻，但我相信她是一定没有做过寻租的，否则不可能与这家公关公司的负责人公开吵架。

　　这家公关公司不像过去传统的公关公司，据说是应对媒体寻租新生出来的一种公司，据说背后有官员背景，收取IPO(首次公开发行)很大的公关费用，据说是起码八百万，这是一个说法，我们后面没有去做这个公司的调查，但是当时在微博上面有很多这样的信息。

　　过去的模式，是记者发现了上市公司的问题，记者就去找这个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就说你去找我们的公关，由我们公关来回答，其实由公关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由公关把这个钱给出去，记者个人也好、记者所在的媒体也好，在得这个钱之后就有偿不闻了。财新揭露过这种现象，胡舒立手下有个记者因为在证监会工作过，所以知道很多内容，他曾有个柱状图，就说上市公司发行的费用中，媒体公关费用已经大大超过了其它费用，比会计费用、包括推荐费用都要高出很多。过去这种方式是相对传统的，实际上就是花钱买平安的方式。

　　而这家公关公司，也跟记者说一起沟通，沟通的时候可能就会跟记者谈条件，或者是现场送记者什么礼品，这种礼品一般比较贵重，然后就谈条件说多少万就给你解决掉。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安排了录音录像取证，获得证据之后公关公司就去直接找到媒体老总，要么就是直接找到媒体的主管部门，要么就是直接找到新闻出版署。这公司的老总(通过实名认证的)，就在微博上面说，新华社的某记者就被这样搞掉了。这样一做，可想而知，这家公司的利润就应该比一般的公关公司丰厚得多。

　　前述的那位女记者，与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在微博上不知什么事吵了起来，她就很愤怒地揭露了这些事情，把那个公关公司的背景揭露出来了。

　　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寻租产业链是这样的，还不光是媒体和企业之间形成产业链，而且实际上也不光是上市环节的主管部门或者说发审委那些掌握发审资格的评审委员有机会和企业达成勾兑关系，原来还有这样的公司，这个利益链就被揭露得比较清楚。

　　说到有关《新快报》的事，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也是由于对之前的内幕不了解，对于以所谓损害商业名誉的名义抓走记者，当时有种复杂的感觉，那种感觉，不仅仅是愤怒的感觉，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记者到底有没有问题，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有可能存在不规范的地方。

　　警察像这样以损害商业信誉为名义公开地抓记者，这不是第一次，之前在2010年的时候发生过仇子明事件。

　　这是与浙江凯恩相关的事情，公司的合作伙伴后来变成了对手。到目前为止我们确实是不知道仇子明是否收了钱，因为没有证据。包括龙灿一直在说有证据，《南方都市报》的女记者也说看到过能够说明仇子明涉嫌收钱的图片，而且说这个图片，《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部门的领导有见，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能证明仇子明收了钱。

　　我在今年8月份跟纪许光聊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件事情，因为他是最早采访仇子明事件的记者之一，他的意思就是没有证据，“没有证据我们不能认定他有罪，不能做有罪推定，”这句话我认为是对的。

　　后来在微博上，龙灿说有证据证明仇子明收钱，这事情我是很感兴趣的，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一直在看这个事情。但后来，发现龙灿非但没有拿出一个有力的证据，反而被仇子明涮了一把：

　　仇子明写了一篇自黑的举报邮件发给龙灿的邮箱，就说仇子明这个人怎么道德败坏，什么时候又嫖娼被抓了，跟他的伙伴一起通过信息的分析，打压苏宁的股价后低位买进苏宁的股票，等它的价格回升抛售，因为正常的公司如果遇到这种不正常波动肯定会正常回升，意思是通过这样，好像是赚了8000万，反正说的是绘声绘色，但是这个举报信里也有很大的漏洞，就是一些非常私密的内容，比如仇子明跟别人的女朋友怎么着怎么着，她在他房间里看到墙上有个洞，这个洞里目测装了至少二百万，仇子明的房子在哪儿哪儿的。后来仇子明把原信发出来，就说，你龙灿自称作为一个调查记者，有些东西最起码要核实吧，结果后来发现完全没有，一点核实的东西都没有。仇子明此前还调笑龙灿，意思是你说的那些信息没有核实吗?就这么认定一定是了?如果现在你把它给删除向我认错我还可以原谅你。搞得大家以为仇子明是在向龙灿求情，后来他把自己发给龙灿的举报信原文拿出来了，我们一看觉得这个太搞笑了。

　　当初整个新闻界都在怀疑《经济观察报》的仇子明是不是真收钱了，因为这种事情太普遍了，哪怕他没有收钱，但是他到了这家公司里去，说了类似整死另一方公司的话，大家起码就会误认为他肯定跟一方是结盟的关系，所以就认为他肯定是有利益勾连，而且很多媒体人公开指控他的一个副总编，虽然当时报道的媒体并没有拿出很过硬的证据出来，但是《经济观察报》就开始内部调查这件事，我是2011年12月底、2012年1月初到《经济观察报》去的，发现，一直到那个时候这位副总还没有恢复正常的编辑部工作。

　　仇子明本人在微博里跟我说，刘老师，我真是为《经济观察报》出生入死过的，可能之前仇子明在东北做了一些调查报道，遇到过很多危险，因为财经调查，面对的是企业的生死，真的可能会被人搞掉，确实是很危险，他就说当年在东北差点被人搞掉，也是为《经济观察报》立下汗马功劳的，他认为自己是非常冤枉。

　　现在我也说不好他是不是完全被冤枉，但是我个人感觉，从最近的微博事件来看，我认为他是得到更多的同情，虽说仍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大家对他的怀疑。目前，整个公众对于媒体记者出现广泛的信任危机，现在已经不是对某一个媒体、某一个记者的危机。

　　去年我在《经济观察报》做过一个调查报道，涉及到成都土地确权的做法，在比较民主的路径下确权，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基层治理模式，我从这个角度去调查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在基层就可以弄得很清楚，就既没有跟成都市的高层，包括成都市的官方接触，也没有接触都江堰市的官方。

　　在乡村调查完成之后，有关的政府文件资料，我通过产权改革第一村鹤鸣村的陈列室，通过他们做的展览，拍摄到了当初有关土地改革的一大套文件，结果我的这篇大调查发表之后，龙灿就在微博上私信问我，就说，你的乌坎密码和香河的报道，做得非常好，但我有个事情要问你，你收没收成都的钱?当时我一听就一愣，为什么会这么问?

　　但是后来一想我也理解了，因为在很多调查记者的眼里，如果是某个地方的事情做得有特色，或者把它作为一种试点，它是代表着某种未来的发展方向，我认为是趋势性的东西，他们看到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跟政府安排有关系?是不是政府出了钱?

　　当时易中天写《成都方式》，应该说他是最早对成都的城乡统筹和土地改革的模式做出深入研究的文化人，他写成都模式的时候可是受到了网上所有的人，可能除了他的朋友和一些学者没有公开表态，所有的人一说到他都骂他，就说易中天成了成都市政府的宣传工具。

　　为什么一个非常正常的东西都会被大家认为成这样?包括行业内部的人对于同仁之间?

　　由于这个行业太肮脏了!

　　就是这个行业的寻租和软文包装太普遍了，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这个行业里的人失去了起码的信任，当然了，不轻信任何人是作为一个现代人起码的素质，但是媒体和一般人还是不一样，因为媒体是靠公信力生存的，如果媒体普遍失去公众信任，媒体未来的生存就会出现危机。

　　目前，在几乎是整个行业失陷的情况下，或者所在媒体几乎完全失守的情况下怎么办?最后剩下的可能就是记者个人的信誉。

　　目前为止，就我了解的情况，我没有听说过敲诈勒索劣迹和软文包装的媒体(我没听说并不代表这个媒体一定没做，但是我宁可相信它确实没有做)，这样的媒体有几家呢?在我印象里可能就极个别我没有听说过，比如“财新”。

　　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财经类甚至挂了生活名字类的周刊和各大报纸，看一下现在他们的一些企业和产业、产品的报道，因为我长期是做经济报道的，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软文，而且，他们那产经和企业报道的软文，看起来是非常粗糙的感觉，感觉他们的软文制造水平，还只等同于经济类媒体九十年代末或者二十一世纪初时候的水平。我在2005年曾经负责过产经部门，在编辑产经版的时候，就在报社公开说，坚决不允许任何软文在产经版上发，但是我发现那时的软文水平已经高到了什么程度?高到就像一个非常好的行业新闻，能够做到整个文章里面完全不提它所要指向的、所要推广的企业，不提这个企业和它的产品，就是做一个行业分析，但实际上当你深入这个行业了解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些事情只有这家企业在做，而且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包括家电行业，很多东西都是在互相炒概念，比的是谁提出了一个新鲜的概念。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我们看到多年不写软文的某些财经杂志也在写软文，当然，我知道的情况可能比大家知道的还多一些。

　　现在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有产经类的报道，产经类的报道几乎是全军覆没，这话可能有点过，但可以说有极大比例的产经编辑记者是靠着拿红包写软文的，这种红包是什么呢?它和车马费还不是一个概念。

　　车马费确实是具有中国的现实性，带有补贴性质，很多媒体给记者的固定收入是很低的，起薪都不高，可能最多就是写稿挣稿费，写稿又有很残酷的竞争，但是几乎所有的媒体记者，不管是产经的还是政经的还是时政的、文化的、教育的，只要开新闻发布会，研讨会，都可能会遇到信封，就是统计局发布一个数据也会给这种一两百块钱的车马费，这是种什么感觉呢?因为上海、北京城市也很大，记者跑来跑去消耗也很大，单位给的支持确实很不够，这个时候就给一点车马费，一般财经类媒体是不说什么的，但是好像没有非常明确、非常严格的要求，所以收点车马费也好，或者在新闻发布会上收点礼品也好，是普遍现象。

　　那个时候报社的工资是非常低的，我在做新闻之前曾经在慧聪公司做过，1997年在慧聪做部门主任月薪已经达到了四千多块钱，然后来到《中国经济时报》，那个时候实习月薪只有四百块钱，等到转正之后作为普通记者，工资只有七百到八百块钱，稿费另算，后来到了1998年底的时候我被评为《中国经济时报》唯一的高级记者，这个时候我的底薪才提高一点，那个时候是记者中最高的工资了，也只有一千二百多块钱，底薪只有这么多，就是在1998年底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感觉到不管是政府的还是企业的，或者是行业协会的新闻发布会给个一百、两百，当时拿着也没有什么，就是这种心态。

　　但是后来我听说了有这样的一些媒体，像《南方周末》好像是不收车马费，当时胡舒立开始办《财经》，听说他们有这样一些很严格的规定，而且给很高的底薪收入，当时好像就感觉，在一个混沌状态之下终于有了一片天空，好像终于能够上升了的感觉。

　　中国经济时报的编委们当时提了一个说法，说是，海外有些媒体有这样的规定，就是记者不得收取价值超过五十美元的礼品，那个时候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大概是一美元等于人民币八块多钱，这样看起来大概是多少钱呢?就是四百多块钱，当1999年左右我听说人家互联网公司开新闻发布会一次给五百块钱，我就认为有点离谱，这个车马费已经有点高了，性质在起变化了。近年，我听说还有跑产经的记者还收过iPad，收了好几台，就是iPad和iPhone这样的东西。当然，价值超过上千以上的就和一般的车马费不一样了，一般的车马费据我所知在1997年是一百块钱左右，1998年是一两百块钱，1999年到2000年的时候新兴起一个很热的行业，就是互联网行业，互联网行业一上来车马费就很高了，据说就是五百块钱。

　　记得当时一家报纸有个互联网周刊，它的主编在1999年到2000年，一个星期几乎要参加十来个新闻发布会，十来个新闻发布会是什么概念?一个新闻发布会起码是五百元，一个星期的车马费收入就是五千多块钱，当时这个版面一下子就成了很多人眼红的对象，因为这似乎是合法收入，很多人就骂他说这个人太“独”了，很有意思，别人形容互联网的新闻发布会就是这样。

　　当时媒体还管这个叫做把持版面，编辑通过版面控制，初期是发小稿多拿车马费，后期就是沦落为企业的宣传工具，也就是拿红包写软文了。这个情况我是怎么了解的呢?我是在2001年的时候，当时我是在深圳做一个有关“深港合作”的大选题，有朋友跟TCL有很好的关系，TCL就通过这位朋友请了上级单位的学者作为经济专家参加他们的一个年会，当时我在深圳，朋友正好就邀请我一起参加，就是这样一个不带产品发布性质的企业活动，一次就是给一千块钱，这是在2001年的时候，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一个产经记者写一篇某企业某产品的稿子，在那时就是好几千块钱啊!

　　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做新闻的记者就觉得，这样做对媒体的伤害非常大，当时就是从媒体本身是利益共同体的角度考虑，比如我们作为一个单位、作为一个媒体，我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你们做产业的编辑记者，你自己去收取这样的好处，对于企业来说，可能一年才花几万块钱就能把一份报纸的版面编辑记者搞定，他在这一年里需要的一些形象宣传的东西他都要写出来，产品宣传的东西也都要写出来，他就没有必要花钱投广告。当时我们从媒体内部的角度，感觉到这样的一些做法，对于媒体本身是极大的伤害，对于我们这些做新闻的人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当时我们主要是从这个角度争论的，同时也认为这种事情是一种家丑，哪怕我知道这个记者收了某个企业什么钱也不会公开曝光。

　　后来的情况，用张剑荆的话说，“整个行业已经完全烂透了”，尤其是IPO有偿不闻发展起来之后。

　　前段时间我去一个地方讲调查报道，下来之后发现了个问题，有些单位的经济新闻由子媒体来做，在那里，一个新闻人存在的价值不是你对这个社会的承担，而是更多地为媒体本身带来多大的利益。写个文章、做个调查，一篇稿子能得什么回报呢?起码能拿二十万左右，这个调查还不一定像我们说那种调查，还不是我们说一定要非常硬的证据拿出来才能报道的硬调查。据行内人讲，有这样的，比如有些记者明知有的上市公司报表是符合会计准则的运作空间的，非要说你财务数据不规范，也有的可能确实是掌握了企业的一些动向，有的就是参与到工厂运营领域，要么就是雇人，要么就是自己进到里面，潜入这个公司里面做职员，然后掌握了内部的一些诸如用工环境、商业运作规范的问题，有的可能通过分析去发现公司运营层面有什么问题，然后写成东西卖给这家公司的竞争对手，或者市场上的做空机构。

　　文章出来了，就卖给相关的公关公司，或者直接充当“掮客”来运作，然后找类似《新快报》陈永洲这样的人物来做枪手，这个文章给你，你只要署一个名字，你都不用写，因为好多人都是做了多年的财经记者，本身稿子的硬伤问题可能并不大，而且很多内容就是分析、质疑，不管你的公司怎么解释，我就是认为你存在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某些媒体可能针对某个公司结成冤家一样，不停地攻击、不停地质疑，对方怎么解释也没用，这跟陈永洲的事情几乎完全一样，针对中联重工，就发了十八篇，还跑到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去，外观上看上去，像个正义的化身，其实是竞争对手的代言人。

　　前不久北京有个朋友请吃饭，在座就有一个新闻业的，我没见他写过任何一篇能够引起我注意的文稿，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问我搞众筹怎么营利?我说我靠众筹式生存，我不需要营利，我能够作为一个为公共目的服务、同时又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不属于任何一个商业集团，就这样一个独立的公共调查存在下去，只要存在就够了。而他不一样，他更多的是利益。他自己也不避讳，他就是要营利，就是要赚钱。拿了老板的资金，帮企业打击老板讨厌的人，企业讨厌的是什么人?所以这位朋友就经常在微博上披露某某局长的一些内幕，然后我们就知道这家伙现在很有钱，当然，如果你虽已经离开新闻界，但还自称是记者的话，就不应该这样做。有个学生给我打电话采访的时候就说某某人也是独立记者，我不同意把他称作独立记者，这种行为显然不应该是记者。

　　还有好多是没有引起关注的，最近浙江也有好几个记者被抓，包括有个记者还曾经在2007年得到南都的奖学金，然后做到了部门主任，好像是收八十万被抓起来审判。

　　今年以来，有一批记者被抓，之前还又有高法出台了一个转发五百次的规定的事，张家川少年的事情，薛蛮子、立二拆四、秦火火的那些个事情，一股脑全撞到一起了，给人感觉似乎就是涉及舆论的动辄被抓，就是说现在舆论环境多么恶劣，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声讨这个舆论环境和法律环境。

　　新快报的事出来之后，胡舒立写了一篇新闻媒体自律的文章，反响很强烈，但却是负面反响：好像几乎所有的新闻人都认为胡舒立在这个时候讲自律不应该。

　　我个人的感觉是，新闻界的人，把所有的问题都混在一起了，没有区分，也就没有是非，也就没有逻辑。

　　像薛蛮子这样的事情，他本身在微博上的有些做法我并不同意，有些有趣的东西、有意思的东西、刺激的东西起初他们是拿过来就发，给人感觉好像是原创，大家批评之后他才写上是转的。立二拆四和秦火火的事情本身我更无法认可，他们做了一些非常恶心、毫无底线的炒作，像立二，当时我就在微博上公开抵制过。

　　当然，央视拿薛蛮子嫖娼和炒作就说什么大V，这事情是他们搞宣传的人做事过分不专业，或者是故意搅浑水，搅混概念，但是，他们搅混的概念，我们就应该混着用吗?

　　网上一方面有薛蛮子这样的人，另一方面也有章诒和与贺卫方这样的人物啊，章诒和和贺卫方都是粉丝众多的著名人物，人品学识都为大家尊重，凭什么要把薛蛮子这样的人和贺卫方、章诒和混在一起统称为大V?我们自身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要顺从央视和网宣的逻辑，一定要绑在一起谈?为什么要失去自己的独立的判断?

　　从这一个回合来看，应该说，网上的意见领袖们，失去了把控的方向，被一个故意搅混的概念误导，全部都落入到了有关部门的那个混元袋里面去了，只有极少数人从那个被刻意绑架的话语体系里跳了出来。

　　大家好像看问题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一锅炖，尤其是南京大学的周海燕写了一篇文章，我认为她的概念确实不清，你不能把有罪的人和没罪的人绑在一起，另外就说这个媒体人自污的环境是由制度造成的。

　　她举了一个电视台发票领取薪酬的案例，实际上这个事情，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说超级电视台。有关这家电视台的这个说法，早在1998年的时候我就听到过，大家还记不记得毛阿敏偷税事件?毛阿敏因为税务的事被关了一段时间，地摊上有很多丑化她的惨白的鬼一样的照片，我当时在人民大会堂采访谷建芬，她就非常不忿，说，就是欺负毛阿敏是个体户，她说当时包括总政那些有后台的男女名星个个都偷税，而且当时还对我说，你去查查那家电视台，他们全都走发票来偷税漏税。周海燕就把这个东西作为论据之一，认为这是制度造成的，就是让每个人都会去自污，有了污点之后国家强力机关就根据自己的需要定点清除。当然，我们不排除当局在打击异己时可能会利用这种自污，但我认为，我们新闻人自身的这些问题，是否由于有这样的制度就不可避免会造成呢?我认为不是。

　　财新就没有这样，我在《经济观察报》的时候，发现它也不这么干，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制度可能会预留所谓的灰色空间，但是你是否一定会把自己弄脏则是单位选择和个人选择的问题，单位完全可以选择不弄脏。

　　我到财新的时候胡舒立就跟我讲到收入问题，就说，我们的做法就比较规范，我们一定会足额缴纳各种险金、税费，因此工资收入拿到个人手里会比名义工资低不少，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经济观察报》一样有这种规范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可以选择单位，可以选择东家，单位也可以选择制度，制度虽然留下了泥潭，但是旁边也有路可以走，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到泥潭里去呢?所以这是不成立的。

　　后来还有评论者说到记者的人格问题，我很欣赏彭晓芸的一句话，这句话可能有点刻薄，但是我认为作为记者应该做到这一点，她是这么说的，大意是，媒体环境不好，失去公信力，与媒体领导们的素质关系极大，你们为什么不去批评那些掌握你饭碗的人，而以批评一个跟你生计没有关系的大腕为勇敢?

　　当时我看了这话之后觉得很欣赏，我赞赏这话表现出的对记者个人真正独立人格的要求。

　　我们作为个人，能不能建立自己独立的人格?就是不管是我的生存还是未来的发展，我不依赖任何人，在人际关系上面不会和任何领导结成同盟关系，在中国，单位成员和领导之间往往会建立人格依附的关系，比如刘志军是谁的人，比如说我当年做江西洪灾的时候，有人就说苏荣是胡锦涛的人，你不能得罪，这就是官场的这种关系。

　　媒体里面不是一样也有这种关系吗?前几天有个朋友来，对我表示支持的时候，我说，我做记者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一点，就是不管涉及的任何方面想不想给我好处，我都只写我内心认为值得写的东西，做我能做的事情，不委屈自己，这么多年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东西，才能避免那巨大的危险。你想一想，像陈永洲这样拿了别人的巨额好处，他一定是身不由己的，他拿了别人五十万哪，他还停得了手吗?他想停手也不行了，人家说，你去找证监会我出钱，他就去了，他已经完全被人控制了，都是一样的道理。

　　陈永洲的事件之后，我们发现，有关自律问题，新闻界很难达成了一个共识，确实就是利益，很多媒体人、很多媒体是靠这种东西生存的。咱们就不说像陈永洲这样靠做枪手搞钱，还有一种更普遍的软威胁，媒体跟地方或者企业合作，对你这个地方，或者对你这个行业、对你这个企业就不做批评了。所以我也很明白。

　　陈永洲事件之后，张志安也草拟过一个有关自律方面的东西，是不是所有的记者们都来做这样一个宣誓、这样一个声明呢，我们都不搞敲诈勒索，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因为有很多的利益关系，就搞不下去。

　　不过我认为有一个事情可以做，也不需要这个行业达成共识就能做，胡舒立现在已经在做这个事，比如他们揭露有人在达芬奇报道之后收一百万的事，包括他们写的IPO有偿不闻，这样的事情本身就是一种行业自律的行为，包括赵何娟在微博上面公开批评某报记者担任一个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拿二十万年薪的事情。

　　我们看到有媒体、有媒体人已经站出来了，针对媒体的一些不规范的东西，就是以专业的角度来要求和指出这些问题，我不知道赵何娟以后还会不会做，但是以我对赵何娟的了解，她是脾气非常耿直，很敢说话的女孩，希望她还会继续这样说下去。

　　其实我们可以呼吁，新闻界能有一批人，我们不讨论，也不研究某些从业者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有没有收钱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做一件事情，就对他/她的报道进行专业性的要求，我们是否可以成立这样一个有关报道专业与否的评审委员会?之前，我在微博上发计划书的时候就提出过一个想法，希望能够成立一个评审委员会，每年我提供与报道相关的所有的证据，录音也好、录象也好、图片和文字都全部提供，然后由评审委员会进行专业评判，我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我们就从专业的角度，不从背后立场和利益关系的角度。

　　作者：刘建锋 来源：刘建锋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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