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朱大可推出20余年学术研究成果《华夏上古神系》。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他说：“《华夏上古神系》为是我耗费二十多年时光的研究成果，对中国上古文化的起源、尤其是神话的起源和流变，我在书里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我认为，中国先秦神话大多来自西亚和南亚，是“亚洲文化共同体”的共同结晶，更重要的是，我还试图证明女娲、盘古、西王母等上古大神的“外来身份”，在我看来，道家思想原型来自印度，墨家思想原型来自希伯来，秦帝国的制度原型来自波斯，等等。”以下内容节选自中国文化报、学术月刊等媒体采访。

记者： 你的理论工具大多来自西方，但你却又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你在同济大学开设的“中国文化史”课程，据说受到许多学生的好评，但为什么你没有开设西方文化史，而是把中国文化作为你的主要研究目标？我不太明白其中的逻辑关系。
朱大可：中国文化始终是我关注的对象，但对它的研究，却需要使用更为先进的工具，这其间没有任何矛盾之处。我新近完成的书稿《华夏上古神系》，使用了神话学、人类学、历史学、符号学和语音学等多种西方学术工具，也包括本土的文字学，但对象却是中国上古神话。这种多学科工具的使用，有助于厘清极为复杂的历史疑团。我所处理的问题，是王国维、胡适、顾颉刚、钱穆、冯友兰和饶宗颐等学者未能突破的“悬案”，它的性质有点像“文化侦探学”。如果没有全球视野、跨文化逻辑和普适性工具，这种艰难的历史探查将难以为继。
记者：你对中国上古神话好像情有独钟。你认为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的确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见解。民国以来，几乎所有的大学者，都有关于神话方面的论述，但从未有人跳出“民族国家”的边界来思考神话的起源。这种思维上的限制，可能是妨碍他们找到真相的重要原因。
朱大可：《华夏上古神系》为是我耗费二十多年时光的研究成果，对中国上古文化的起源、尤其是神话的起源和流变，我在书里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我认为，中国先秦神话大多来自西亚和南亚，是“亚洲文化共同体”的共同结晶，更重要的是，我还试图证明女娲、盘古、西王母等上古大神的“外来身份”，在我看来，道家思想原型来自印度，墨家思想原型来自希伯来，秦帝国的制度原型来自波斯，等等。汉民族主体性的建构始于汉代，并非人们所说的先秦。在我看来，高度开放和博采众长，是华夏文化精神的伟大本性，也是它卓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主要原因。
记者：据悉，你的新著《中国上古神系》即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你为什么最近几年在从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同时，又花费很大精力转向上古神话的研究?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内在的关联?
朱大可：文化是一个历史有机体，你很难把它从时间上进行切割，进而简单划分为古典学和现代学两个部分。前些年兴盛“国学”，最近又开始谈论“古典学”，其实都是研究者为自己编织的时间笼子。文化的复苏必须以文化传承为前提，但传承又必须建立在正确的认知之上。许多人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你说老子如何了得，但老子的老子究竟是谁?居然没有一部中国哲学史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连民族文化的来龙去脉都没弄清楚，就搞什么“国粹”和“文化复兴”，岂不是痴人说梦?研究上古神系，就是要弄清民族文化的起源，进而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本质，做出比较合乎历史原貌的描述。我在这些问题上花费了近20年的时光。《中国上古神系》，可以看作是一块敲门的“板砖”，希望能够就此引出全面梳理中国文化的思想美玉，进而为文化的复苏或飞跃，架设起一个基础性的学术平台。
记者：你能否为本报读者简要描述一下《中国上古神系》中的基本观点?
朱大可：这本书试图就中国上古八位主神和十二位辅神的来历，做一次尝试性追问，以弄清楚盘古、女娲、伏羲、黄帝、炎帝、帝喾和西王母等神祇的身份秘密。有趣的是，研究的结果出乎我自己的意料，比如，黄帝是以西亚女神为原型的异乡神，西王母的原型是印度大神湿婆，等等。上古时期存在着一个“泛亚文化共同体”，而中国处于这个共同体的边缘，先秦思想就是这个共同体的结晶。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普世特征，它跟世界的分道扬镳，是轴心时代结束后的事变。中国文化精神的本质，恰恰不是人们误以为的“国粹”和“自给自足和自我生长的原生态”，而是它的高度开放、善于吸纳的多元性。如果没有这种跟世界接轨的阔大气象，先秦的文化繁荣是不可思议的。
记者：作为一个世界文明史的观察者，您能否用最简洁的语言，为我们的读者描述一下全球上古文明的形成特点？
朱大可：简单地说，亚洲各大上古文明的关系，可由“一座山”和“一条路”加以描述。这座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几万年以来，就在非洲智人向全球移民的同时，喜山发生了最后阶段的多次隆起，这些隆起具有重大意义，它向东重塑了黄河长江，推动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诞生，向南重塑了印度河和恒河，推动达罗毗荼文明和雅利安文明崛起，向西重塑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推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崛起。喜山是亚洲文明之父。但喜山同时也制造了巨大的地理屏障，所以需要另一个事物来加以调节，那就是“丝玉之路”。路是用来解决山所制造的难题的。山是一个点，路是一条线，它们编织成一个生长、传播的面，点、线、面都齐了，由此构成了人类早期文明的完整景观。
记者：如果按照您的思路，我们就不仅拥有因非洲同源而形成的人类文化共同体，更应该有一个亚洲文化共同体。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朱大可：不错。来自非洲的共同文化基因，加上“丝玉之路”推动的大规模交流，在上古时代促成了一个“亚洲文化共同体”的诞生。这个共同体的地域范围，东起太平洋西岸，西至地中海东岸，囊括华夏文明、印度/伊朗文明、中亚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叙利亚文明。这些文明之间的彼此沟通、学习和融合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平庸想象。
记者：大多数学者认为，由于严重地理障碍，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上古时代，这种交流是极为罕见和不可思议的，因此，华夏文明只能是独立发育和生长的结果，您对此如何解释？
朱大可：上古时期的交通的确比较艰难，但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不堪。早在公元前5000年，家马驯养已经实现，而此后2000年内，单峰骆驼和双峰骆驼的驯化和使用也已普及，加上载物支架的发明，运输工具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在我看来，除了冬季恶劣气候以及群山起伏的帕米尔高原(旧称葱岭)，没有其他因素可以阻止人类贸易和移民步伐。葱岭尽管地势险恶，但其中有若干相对平顺的山坡、山口和峡谷可以通行。成功穿越，不仅需要谋略和胆识，更需要精确的地图、优秀的向导，以及能击退盗匪的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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