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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教授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指出了屈原的同性恋者身份，在当时文坛引起一片哗然，并遭到多人围攻。孙次舟又撰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坚持自己的观点。作家朱自清同情孙次舟的观点，并请出著名诗人、楚辞专家闻一多教授主持公道。闻一多当年12月写了《屈原问题》一文，次年在《中原》杂志上发表，肯定了孙次舟对屈原的发疑是楚辞研究的重大发现：“孙次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椿历史事实……”闻一多进一步阐明了此说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在科举尚未施行的战国时代，文学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他们只有依附于当时的国君与贵族才能生存，即成为“文学弄臣”。当时各国间战事频繁，“忠君”远非时尚，“朝侍楚君，暮为秦僚”并不会招致非难，即使象提出“忠”与“孝”的孔子本人也频繁地周游列国，并不因不能专事鲁君而自愧。再说战国时代盛行崇尚男风，人们并不以此为惭，所以屈原在诗歌中自称“美人”，对自己的仪表多有夸耀，在诗句中对同性爱情作大胆表白，并不出奇。

以下是闻一多先生当年的原文：

屈原问题
——敬质孙次舟先生

闻一多

一

不久前在成都因孙次舟先生闯了一个祸，过不久听见的文学史问题争论战又热闹过一阵。在昆明不大能见到那边的报纸和刊物，所以很少知道那回事的。但孙先生提出的确乎是个重要问题，他不但属于文学史，也属于社会发展史的范围，如果不是在战时，我想它定能吸引更广大的，甚而全国性的热烈的注意。然而即使是战时，在适当的角度下问题还是值得注目的。
孙先生说屈原是个“文学弄臣”，为读者的方便，我现在把他的四项论证叙述如下。
（一）《史记》不可靠。司马迁作《屈原传》只凭传说，并没有“史源”，所以那里所载的屈原事迹都不可靠。（论证从略）
（二）战国末年纯文艺家没有地位。孙先生认为文人起于春秋战国间，那时政论家已经取得独立的社会地位，纯文艺家则没有。这情形到战国末年——屈宋时代还是一样，就是西汉时也还没有多大改变，所以东方朔郭舍人枚皋一流人都“见视如倡”，司马相如虽有点政治才能，仍靠辞赋为进身之阶（一多案也得仰仗狗监推荐！）甚至连司马迁都叹道“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孙先生又说，经过西汉末扬雄、桓谭、冯衍等的争取，文人的地位，这才渐渐提高到东汉史书里，才出现了《文苑传》。
（三）以宋玉的职业来证屈原的身份。从《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三赋里孙先生证明了宋玉不过是陪者君王说说笑笑玩玩耍耍的一个“面目佼好，服饰华丽的小伙子”，态度并且很不庄重。而司马迁明说宋玉是“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的，那么屈原当日和怀王在一起的生活情形，也便可想而知了。
（四）《离骚》内证。孙先生发现战国时代有崇尚男性姿容，和男性姿态服饰以模拟女性为美的风气，他举《墨子·尚贤篇》“王公大人，有所爱其色而使”，“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好美者也”，和《荀子·非相篇》“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等语为证。他说作为文学弄臣的男性，正属于这类，而屈原即其一例。离骚中每以美人自拟，以芳草相比，说“昭质未亏”，说“孰求美而释女”，又好矜夸服饰，这都代表着那一时的风气。《离骚》，据孙先生看，当作于怀王入秦以前，是这位文学弄臣，因与同列“靳尚之流”争宠，遭受谗言，使气出走，而年淹日久，又不见召回，以绝望自杀时的一封绝命书。他分析其内容，认为那里“充满了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痕”：

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后宫弄臣姬妾争风吃醋。）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男女情人相责的口吻。）
余即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眷恋旧情，依依不舍。）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其为央。（顾惜青春，惟恐色衰。）
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旁人劝他自动回宫。他依然负气，不肯服软。）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自想请人疏通，恐怕也是枉然。）
会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泣兮，沾余襟之浪浪。（但知自伤命薄，做出一副女儿相。）
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焉能忍与此终古！（终以热情难制，决定自杀。）

至于篇中所以称述古代的圣主贤臣，孙先生以为，那还是影射怀王对他宠信不终，听信谗言，乃至和他疏远那一连串事实的。“因为屈原和怀王有一种超乎寻常君臣的关系，”他说，“所以在《离骚》中多有暧昧不清的可作两面解释的辞句。”“但他确是一个“天质忠良”，“心地纯正”，而且“情感浓烈”的人，不像别人只一意的引导着君王欢乐无度，不顾“皇舆之败绩”他——屈原是要让怀王欢乐而不妨国政，以期“及前望之踵武”的。然而他究竟是一个“富有女子气息的文人”孙先生还申斥道，“无能的把事情闹糟，即使能够知耻的以死谢国人，那也逃不了孔子“自经于沟渎”，是“匹夫匹妇之谅也”的严正批评的。”总之，他“是文人发展史上一个被时代牺牲了的人物，”（因为男色的风习，在古代中国并不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我们也不因此就“剥夺了他那《离骚》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二

述完了孙先生的话，我还要讲讲关于他如何提出这个问题，和我个人如何对它发生兴趣的一些小故事。本年九月间，朱佩弦先生（即朱自清）从成都给我一封信，内附孙次舟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作“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是从成都中央日报的中央副刊剪下的。信上说，在本年成都的“诗人节”纪念会上，孙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立时当地文艺界为之大哗，接着就向他发动围攻，直到最近孙先生才开始公开抵抗，那便是这篇文章的来由。佩弦先生还说到他自己同情孙先生的意思。后来他回到昆明，我们见着便谈起这事，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十几年前，我和他谈到孙先生类似的意见，他只摇摇头。（十几年是一个太长的时间，我想。）这里让我打一个岔。就在本年暑假中，我接到了某官方出版机关的一封信，约我写一本屈原传一类的小书，我婉词谢绝了，读者此刻可以明白我当时的苦衷了吧！好了，前几天佩弦先生又给我送来孙先生的第二篇文章，在这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的附白中，孙先生转录了李长之兄给他通信里这样一段话：“昔闻一多先生亦有类似之说，一屈原以梅兰芳相比。”本来我看到孙先生第一篇文章时，并没有打算对这问题参加讨论，虽则心里也发生过一点疑问让孙先生这样一个人挨打，道义上是否说得过去呢？如今长之兄既把我的底细揭穿了，而孙先生也那样客气的说道“闻一多先生大作如写成，定胜出拙文远甚”，（这仿佛是硬拖人下水的样子，假如不是我神经过敏的话。）这来，我的处境便更尴尬了，我当时想，如果再守口如瓶，岂不成了临阵脱逃吗？于是我便决定动笔了。
然而我虽同情孙先生，却不打算以同盟军的姿态出马，我是想来冒险作个调人的。老实说，这回的事件并不那样严重，冲突的发生只由于一点误会。孙先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椿历史事实，不幸的是他没有将这事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代表的意义充分的予以说明，这便是误会之所以发生吧！我以为，事实诚然有些讨厌，然而不先把意义问个水落石出，便一窝蜂的涌上来要捣毁事实，以图泄愤，这是文艺界朋友们太性急点，至于这时不赶紧宣布意义，让意义去保护事实，却只顾在事实的圈子里招架，也不能不说是孙先生的失策。其实事实讨厌，意义不一定讨厌。话说穿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惟不能被剥削，说不定更要稳固，到那时我相信我们的文艺界还要欢迎孙先生所指出的事实，岂只不拒绝它？

三

除一部分尚未达到奴隶社会阶段的原始民族外，全人类的历史便是一部奴隶解放史。在我们的历史上，最下层的离开贵族（奴隶领主）最远的农业奴隶，大概最先被解放。次之是工商业奴隶。在古代自足式的社会里，庶民的衣食器具都不用假手于人，所以在民间工商不成其为独立职业的。只养尊处优的贵族们才需要并且能够养一些工商奴隶，给他们制造精巧的器具，采办珍奇的货物。商处于市井，是在贵族都邑的城圈内的，工处于官府，简直在贵族家里了。这两种奴隶被解放的时期的先后，便依他们所在地离开贵族的远近而定，但比起农人来，可都晚得多了。
但解放得最晚的，还是那贴紧的围绕着主人身边，给主人充厮役，听差遣，供玩弄，和当清客——总而言之在内廷帮闲的奴隶集团。这其间所包括的人物依靠后世的说法，便有最狎昵的姬妾幸臣，最卑贱的宫娥太监，较高等的乐工舞女和各色技艺人才，以及扈从游讌的“文学侍从之臣”等等。论出身他们有的本是贵族，或以本族人而获罪，降为皂隶，或以异族人而丧师亡国，被俘虏为奴，或以出国为“质”，不能返国，而沦为臣妾，此外自然也有奴隶的子孙世袭为奴隶的。若就男性的讲，因为本是贵族子弟，所以以往眉清目秀，举止娴雅，而知识水准也相当高。从此我们可以明白，像这样的家内奴隶（包括孙先生所谓“文学弄臣”在内）身份虽低，本质却不坏，职事虽为公卿大夫们所不齿，才智却不必在他们之下。他们确乎是时代的牺牲者，当别的奴隶阶层（农，工，商）早已经获得解放，他们这些狐狸，兔子，鹦鹉，山鸡和金鱼却还在金丝笼和玻璃岗里度着无愁的岁月，一来是主人需要他们的姿色和聪明，舍不下他们，二来是他们也需要主人的饲养和鉴赏，不愿也不能舍弃主人。他们不幸和主人太贴近了，主人的恩泽淹灭了他们的记忆，他们失去自由太久了，便也失去了对自由的欲望。他们是被时代牺牲了。然而也是被时代玉成了。玲珑细致的职业，加以悠闲的岁月，深厚的传统，给他们的天才以最理想的发育机会，于是奴隶制度的粪土中，便培养出文学艺术的花朵来了。没有弄臣的屈原，那有文学家的屈原？历史原是在这样的迂回过程中发展着，文化也是在这样的迂回中成长的。

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即公元1944年12月），昆明。

（原载《中原》第二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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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是近现代屈指可数的研究楚辞的权威，对屈原问题当然最有发言权，为了让大家了解闻一多先生对屈原的全面评价，再提供一篇近年来学者对此的研究：

闻一多论屈原:从“文学弄臣”到“人民的诗人”

叶罕云

　　一、屈原是“文学弄臣”
　　1939年寒假后闻一多“对于诗人屈原其人类似当代名伶的看法也提出来了，但未详细论述”，详细的论述在写于1944年12月、原载于1945年10月郭沫若主编的《中原》第2卷第2期的《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一文中。
　　事情的起因是孙次舟于1944年9月在成都《中央日报》的《中央副刊》上发表《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一文，12月前后又发表《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一文，并在附白中转录了李长之给他信中的一句“昔闻一多先生亦有类似之说，以屈原与梅兰芳相比”，且在《申辩》中说道“闻一多先生大作如写成，定胜拙文远甚”。
　　于是，闻一多不得不开口了，“孙先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的指出了一桩历史事实，不幸的是，他没有将这事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代表的意义，充分的予以说明，这，便是误会之所由发生吧”{1}，并说，“我以为在传统来源问题的探究上……此外便要数孙先生这次的‘发疑’，贡献最大”，但是，闻一多没有以“同盟军”的姿态出马，而是冒险做个“调人”。所以，闻一多补充说“没有弄臣的屈原，哪有文学家的屈原”，“我也不十分同意孙先生只称许一个‘天质忠良’‘心地纯正’和‘忠款与热情’的屈原。这些也许都是实情，但我觉得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无宁是孤高和激烈”，“奴隶不但重新站起来做了‘人’，而且做了人的导师”。
　　《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一文显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其话语“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封建生产关系的狭隘性的残余意识”、“高尔基”、“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历史原是在这样的迂回过程中发展着，文化也是在这样的迂回中成长的”等，是闻一多自1944年暑假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学习《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敌后战场》等党的文献、《新华日报》《群众》等党的刊物，以及《资本论》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之后，懂得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观察问题，认识到“现在的社会是不合理的，因为这社会里有阶级”；懂得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历史照螺旋形发展，从当初开始有奴隶的社会到今天刚好绕了一圈，现在又要到没有奴隶的社会了”；懂得了人民推动历史、劳动创造世界，认识到屈原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的斗争的参加者”。
　　二、屈原是“文化奴隶”
　　写于1944年12月，发表于1945年10月的《中原》第2卷第2期的《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一文中，闻一多称屈原是“家内奴隶“、“一个孤高激烈的奴隶”、“文化奴隶”。
　　闻一多认为，“除一部分尚未达到奴隶社会阶段的原始民族外，全人类的历史便是一部奴隶解放史。在我们的历史上，最下层的离开贵族（奴隶领主）最远的农业奴隶，大概最先被解放。次之是工商奴隶。……但解放得最晚的，还是那贴紧的围绕着主人身边，给主人充厮役，听差遣，供玩弄，和当清客——总而言之，在内廷帮闲的奴隶集团。这期间所包括的人物，依后世的说法，便有最狎昵的姬妾幸臣，最卑贱的宫娥太监，较高等的乐工舞女和各色技艺人才，以及扈从游宴的‘文学侍从之臣’等等。论出身，他们有的本是贵族，或以本族人而获罪，降为皂隶，或以异族人而丧师亡国，被俘为奴，或以出国为‘质’，不能返国，而沦为臣妾，此外自然也有奴隶的子孙世袭为奴隶的。若就男性的讲，因为本是贵族子弟，所以往往眉清目秀，举止娴雅，而知识水准也相当高。从此我们可以明白，像这样的家内奴隶（包括孙先生所谓的‘文学弄臣’在内），身份虽低，本质却不坏，职事虽为公卿大夫们所不齿，才智却不必在他们之下。他们确实是时代的牺牲者，当别的奴隶阶层（农、工、商）早已获得解放，他们这群狐狸、兔子、鹦鹉、山鸡，和金鱼，却还在金丝笼和玻璃缸里度着无愁的岁月……他们被时代牺牲了。然而也被时代玉成了。……没有弄臣的屈原，哪有文学家的屈原？”{2}
　　进而，闻一多认为，屈原是反抗的奴隶。闻一多称屈原为“一个孤高激烈的奴隶”。闻一多认为，“更重要的是奴隶制度不仅产生了文学艺术，还产生了‘人’。本来上帝没有创造过人和奴隶，他只创造了‘人’，在血液中，屈原和怀王尤其没有两样（他们同姓），只是人为的制度，把他们安排成那可耻的关系。可是这里‘人定’并没有‘胜天’，反之，倒是人的罪孽助成了天的意志。被谗、失宠和流落，诱导了屈原的反抗性，在出走和自沉中，我们看见了奴隶的脆弱，也看见了‘人’的尊严。先天的屈原不是一个奴隶，后天的屈原也不完全是一个奴隶。”并且，指出，屈原除了“粉脂气”，更重要的是“火气”。
　　最后，闻一多把结论引向是“弄臣”更是“使臣”。“孙先生大概认定弄臣只是弄臣，其余一切，尤其国家大事，便与他们无干，所以不相信《史记》里那些关于屈原政治生活的记载。……因此，我们又明白了，‘滑稽多辩’是弄臣必须的条件，也是使臣必须的条件，正如作为辞赋起源的辞令，也就是那人臣们‘使于四方’用以‘专对’的辞令，‘登高能赋’是古代‘为大夫’的资格，也合了后世为弄臣，为使臣的资格，弄臣与使臣，职务虽然两样，人物往往不妨只有一个。也许正因屈原是一个‘博闻强志……闲于辞令’的漂亮弄臣，也符合了那‘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漂亮外交家的资格。战国时代本不是一个在传统意义下讲资格，讲地位的时代，而是一个一切价值在重新估定的时代……然则在另一属性上身份也是卑贱的屈原，何以不能做三闾大夫和左徒呢？在屈原看来，从来倒是‘肉食者鄙’，而你看，奴隶群中却不断的站起了辉煌的人物……一个为文化奴隶（孙先生叫他作‘文学弄臣’）要变作一个政治家，到头虽然失败，毕竟也算翻了一次身，这是文化发展迂回性的另一方面。”{3} 　　在这里，闻一多保持一贯强词夺理的语气，勉为自圆其说，但，说服力显然不够。闻一多的本意大概还是屈原是“弄臣”，但是特定情势之下，迫不得已的矫枉过正和应景之作的迎合，使得闻一多把屈原从“弄臣”提高到“使臣”，但，这究竟对否、符合历史与否，有待商榷。其中的论证，尤其带有先入之见，这个先入之见就是屈原是“政治家”，因为屈原是“弄臣”，“弄臣”是离主人最近的奴隶；因为屈原有“火气”，有反抗性，所以屈原是“反抗的奴隶”；因为“内廷”与“外廷”从来不分，屈原作为“弄臣”，他“滑稽多辩”，而这个是“使臣”必须的，所以屈原是“使臣”；并且屈原自己看重来自底层的辉煌人物，这些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所以，屈原是政治家。实际上，闻一多的论证是不太合逻辑的，但是，却很有兴味。
　　三、屈原是“人民”的诗人
　　闻一多于1945年6月《诗与散文》诗人节特刊发表《人民的诗人——屈原》一文。人民性思想实际上是闻一多此时的基本思想，他说屈原“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未必符合屈原在当时历史中的真正作用，但反映了此时闻一多的思想。“人民的诗人”是闻一多对屈原人格的最后的认定，也是最高的评价。闻一多在此文中说：“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
　　闻一多论证“是什么使得屈原成为人民的屈原”，非常有意思。论点如下：一、屈原在身份上属于人民群众；二、屈原最主要的作品《离骚》和次要的作品《九歌》是人民的艺术；三、《离骚》喊出了人民的愤怒；四、屈原的死把人民的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闻一多说：“以上各条件，若缺少了一件，便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诗人。”
　　总之，闻一多参与了20世纪楚辞研究的第二个高潮——关于屈原身份的论争。闻一多于1944年12月完成《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认为屈原是“文学弄臣”，“并不妨碍他是个政治家”；并有“弄臣而能革命”说。
　　孙次舟的结论是屈原是“文学弄臣”，闻一多以此作为基本观点和出发点，进一步推导出屈原是“人民的诗人”；而屈原显然不是“人民”，是“贵族”。另外，闻一多将“文学弄臣”与“文化奴隶”混为一谈。闻一多的质疑，并没有解决这场论争的实质性问题；郭沫若认为，“我们本不必替屈原争身份，诚如闻一多所说，屈原是奴隶而力图解放，那是更可宝贵的。但我们所要求的是真实，要证明屈原是弄臣或奴隶出身，证据可惜依然不充分。”{4}但，闻一多强调了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是“孤高”和“激烈”，并看到了“存在两个屈原”，“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屈原和“露才扬己，怨怼沉江”的屈原，却是比较睿智和深刻的。
　　刘煊在《闻一多评传》中说：“在抗日战争时期，研究《楚辞》卓有成绩的学者不少，除了闻一多，以郭沫若的影响最大。”{5}闻一多是抗战时期，“楚辞”研究的领军人物。
　　{1}{2}{3}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 （第5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第20页，第23页。
　　{4} 郭沫若：《今昔蒲剑·总序》，周建忠：《楚辞考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69页。
　　{5} 刘煊：《闻一多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8页。
　　参考文献：
　　[1]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 闻黎明，侯菊坤编著.闻一多年谱长编[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3] 方仁念编.闻一多在美国[M].上海：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4] 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
　　[5] 王子光，王康编.闻一多纪念文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6] 许毓峰等编.闻一多研究资料[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
　　[7] 纪镇淮.闻朱年谱[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