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振快，历史学者，主要研究经济史，特别关注财政、税收与历史变迁、社会发展的关系。出版有：《讲武论剑》、《红楼梦古画录》、《亚财政》等。现为《炎黄春秋》执行主编。

　　《亚财政》这本书讲的是“财富暗流”——官吏集团利用权力汲取和瓜分社会财富的集体腐败现象，“亚财政”就是这股“财富暗流”如何生成和分配的社会现象。“亚财政”是“第二财政”，是亚生于正式财政（经制财政）的非正式财政制度。正式财政（经制财政）是维持国家秩序运转的摆在明面上的财政制度，“亚财政”则是官吏集团私下发展出来的为了获取私利的非正式制度。官吏集团对“亚财政”的重视甚至超过正式财政，原因很简单：由于正式财政制度体现的只是官吏的法定权利和义务，对其私人利益关系不太大，而亚财政则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事关个人福利。咸丰年间的四川学政何绍基就说：“上司各项陋规等于正供，不能短少”，给上司进献的各种名目的礼银和要求上交国库的税银没什么两样，绝对不能短少，上交国库的税银暂时没交齐还有办法弥缝，不给上司送礼可能马上就会丢乌纱帽。说到底，“亚财政”是一种社会财富的非法汲取和暗中分配体系，上司不能仅仅靠法定的俸禄过日子，下属的送礼实际上只是将搜刮来的社会财富在官吏集团内部进行再分配，这种分配是很有规则的，必须大家都认可，才不会发生有人告发坏事的情形，而官场内部认可的规则只能是按权力大小的等级秩序来分配，这样就形成了与正式的俸禄制度差不多完全相同的分配体制，实际上与正式制度没有什么两样。《亚财政》书中有非常具体的例子，如雍正年间湖北在收取“地丁银”时加收10%的火耗，这10%的火耗在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台、知府、县令之间的分配规则，当后来实行“火耗归公”，将“火耗”变成“养廉银”的时候，正式规定的“养廉银”分配方案，其实就是将之前官场内部瓜分“火耗”的规则正式化、制度化。
《亚财政》2008年新星出版社已经出版过，这次重新出版，对旧版做了很大的调整。首先是调整了整体结构，也增加了一些内容，比如代序、《“三公”腐败》、《民变系数》、《“国家困境”》等篇都是新加的，是对旧版的补充和调整。《“三公”腐败》讲了一个新问题--“亚财政”的最终动力，其实包括皇帝本人的额外消费，乾隆皇帝六次南巡的“公费旅行”经费的筹措，就是通过“亚财政”渠道完成的，乾隆皇帝对书画的爱好，地方高官进献给皇帝的书画珍品，其实是一种所谓的“雅贿”，这些珍品的收购资金其实也来自“亚财政”，正是为了筹措乾隆南巡的“公费旅行”经费和备办各种贡品的花销，两淮盐务才酿出惊天大案，两淮盐商在乾隆时代以后急剧衰落，就与经营两淮盐务所获利润被皇帝、官吏搜刮，最终变成“亚财政”进入官场再分配有关。从历史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官、商之间的那种不正常关系，现实中的种种现象，在历史中都能看到影影绰绰的影子。

　　为什么“亚财政”这种现象会存在？

　　“亚财政”是权力汲取和瓜分社会财富的现象。因此，“亚财政”现象的滋生和演变，从本质上说与权力的特性有关。这里，必须说一说什么是权力？书中对权力有不同于政治、法律学者对权力的解释，认为权力是“影响他人'福/利'的能力”。“福/利”包含三种状态：物质（可用货币衡量）的满足为“利”；精神（难以用货币衡量）的满足为“福”；还有一种界于可用货币衡量与不可用货币衡量之间的复杂状态，可通称“福利”。“影响”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减少，一是增加。“减少”他人福利而不违法，就是吴思老师所说的“合法伤害权”。“增加”他人“福/利”而符合规定，这是我强调的“合理赐福/利权”--细分的话，包含“合理赐福权”、“合理赐利权”和“合理赐福利权”三个方面。通过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合理赐福/利权”可以给权力拥有者带来的好处：比如，去年发生了女博士后常艳和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的桃色事件，衣局长不仅享受了女博士后提供的“色”，还收下了女博士后提供的“钱”，“钱”是物质的利，“色”是精神性的福，衣局长享受的“福/利”从哪里来，实际上就是从“合理赐福/利权”而来，衣局长在录用、调档案、安排工作方面，可以为女博士后提供方便，增加女博士后的“福/利”，为此，女博士后必须向衣局长提供相应的“福/利”进行交换。这种交换是互惠互利的，双方都增加了对方的“福/利”，通常情况之下交易是很容易成功的，这一次交易没有成功，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只能说是一个例外。我们在生活中还可以看到诸多此类现象，比如大学里导师和女硕士、博士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为评职称、争课题与掌控评审权的权力人物之间的关系，都显示出“合理赐福/利权”的广泛运用。
　　权力能够影响他人的福利，中国古人对此已有深刻体会。先秦的思想家管子说到君主应该如何行使权力的时候说：“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管子·任法》）君主掌握了决定臣子生死、贫富、贵贱的权力，自然可以驱使臣子为自己卖命，又有谁敢不对他既敬又畏。因此，掌握权力者，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权力，他也会加以利用，作为增进个人福利的本钱，这是人类的生存本能和社会竞争的必然结果。这样，他可以主动为自己创造福利，也可以被动等待他人提供福利，于是他便在社会生活中进退自如，如鱼得水，甚至呼风唤雨，为福为祸--也就是恰到好处地运用“合法伤害权”和“合理赐福/利权”。历史上不要说是官员，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书吏，都深谙权力之道，利用权力谋取好处。
　　明清时代中央衙门书吏在办事过程中索取的贿赂，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做“部费”。兵部主管部队军官的人事任免、升调叙处（题升、调补、议叙、议处），和吏部（类似国家人事部或中央组织部）主管文官的人事任免、升调叙处相似，兵部书吏和吏部书吏都会在办事过程中弄点花招得点好处。户部（相当于财政部）和工部（类似建设部）的书吏经手钱粮报销，因此有更多获取“部费”的直接机会，“部费”的多少甚至已经形成了惯例，比如报销一千两抽五两或十两。
　　中央衙门的书吏凭什么获取“部费”呢？自然是在办事过程中援引有关规定（“例”），对办事结果施加不利或有利的影响，左右办事进程。对此，清代的人有一个总结，叫做“吏、例、利”——意思就是吏援例以求利：吏援引不利的“例”的时候，就是“合法伤害权”，援引有利的“例”的时候，就是“合理赐福/利权”，而决定援引什么样的“例”，取决于你给他多少“利”——“部费”。晚清学者冯桂芬总结说：“夫所谓可不可者，部费到不到也。”就是说，他让你通过（“可”）还是不让你通过（“不可”），就看你给不给“部费”。你给了“部费”，他可以去找让你通过的“例”，你不给“部费”，他就去找不让你通过的“例”。从这种历史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中“跑部钱进”的真正原因在哪里。

如何能杜绝“亚财政”这种现象？

　　“亚财政”缘于公权力得不到有效约制，因此，要杜绝“亚财政”，就得建立对权力的有效约制机制，这种机制，就是分权制衡，就是宪政民主，舍此别无他途。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认识存有误区，即过于看中民主（Democracy，德先生），而对人权（human rights，和女士）注意得不够。人权即个人权利，宪政的目的就是保障个人权利；为保障个人权利，必须限制公权力。“亚财政”的存在，说到底是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利没有受到有效保护，公权力可以随便侵犯个人权利所致。因此，要减少乃至杜绝“亚财政”现象，须从限制公权力的随意运用着手，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又须对政治制度进行变革，使之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
“为公务员涨工资”成为了今年两会最热门的话题，一边是公务员大倒苦水抱怨薪水低廉，一边是不停的查处出“大老虎”，“高薪养廉”的说法也曾一度尘嚣甚上，然而，“高薪”与养廉并无必然关系。
　　公务员抱怨薪水低，与不断查出“大老虎”，看似分裂，实则并不矛盾，原因是权力有大小，福利也就截然不同。由于权力是影响他人福利的能力，掌握权力，也就是握有“合理赐福/利权”，可以与他人交换换取个人福利，所以关键是看个人掌握了多大的权力，握有多大的“合理赐福/利权”。底层公务员在科层体制中有办事的责任而没有多大的权力，因此利用权力汲取和瓜分社会财富的能力有限，而正式的工资又很有限，因此大倒苦水倒也并非完全装穷。随着在权力格局中地位的上升，越是处在高位者“合理赐福/利权”越大，隐性福利和灰色收入越多，与他人进行福利交换的机会也越多，成为“大老虎”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他们再哭穷就完全是做戏了。
　　高薪养廉是有前提的。从中国历史上看，高薪养不了廉，反而可能助长奢靡之风。比如，清代雍正年间实行了“养廉银”制度，相对于该制度实行之前，“养廉银”是原有薪俸的十数倍至几十倍，完全可以说是高薪了，但是，官员廉洁了吗？实际上，“养廉银”制度是根据官员认为能够廉洁（即薪俸加上“养廉银”已经完全够用）的标准来制定的，总督、巡抚一级省部级高官的“养廉银”有一二万两银子，相当于现在数百万元人民币，但是他们是否从此不贪了呢？事实是，雍正之后的乾隆年代，“养廉银”制度已经落实，但贪腐却没有少掉，反而加剧了。乾隆年代查处了很多省部级高官，其部分档案资料，已编成《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出版（中华书局1994年版），四大册，辑录了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六十年（1795）惩办贪污的17 个案例。乾隆时期，被处死的省部级高官，就有慧贤皇贵妃的亲侄子、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闽浙总督陈辉祖，江西巡抚郝硕，山东巡抚国泰，等等。但是，整个乾隆朝的贪腐之风并没有被刹住，以致乾隆后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大贪和珅。这就说明，实行“养廉银”制度根本就没有达到养廉的目的。“养廉银”制度，只不过把原来的不合法的“亚财政”合法化为正式财政制度而已。
　　因此，官员廉洁与否，与是否实行高薪制没有必然联系。通常认为，动机、机会和收益是官员腐败的主要因素，反腐需从减少腐败的动机、机会和收益多方面着手才能奏效，高薪或许能减少腐败的动机，但肯定不能减少腐败的机会和收益，因此它对反腐的作用是有限的。认为养廉需要高薪，高薪能够养廉，如果不是无知，那就只有无耻了。

清代最节俭的皇帝道光为什么没有根治官员的豪奢，也没有改变国家转衰的轨迹？

　　道光宣称自己节俭，说明他想为自己树立节俭、爱民的形象，从理论上说皇帝节俭老百姓的负担就减轻，等于皇帝是仁慈爱民的。但实际上，没有材料证明道光宣称的节俭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此其一。其二是，道光实际上并没有节俭。有一个与道光有关的著名例子，说明这位宣称节俭的皇室其实是很奢侈的，一点都没有给老百姓减轻负担。中国历史上，皇帝都十分重视自己的陵墓建设，因为事关风水和皇家命运。满清入关后，皇帝陵寝建于两个地方：一在河北遵化县，称东陵；一在河北易县，称西陵。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原在东陵界内，雍正将自己的泰陵建在西陵界内，之后乾隆将自己的裕陵选在东陵界内，并立下一个规矩，以后隔代选址，“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所以其子嘉庆按定制在西陵界内选建，是为昌陵。到了道光，按照定制在东陵界内选址，所以道光元年（1821）十月十八日破土动工的宝华峪陵寝是在东陵界内，但该陵墓历时六年，于道光七年（1827）九月宣告竣工之后，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发现地宫浸水。解决工程问题，可以有两个方案：一是修理，二是在东陵界内选址重建。但是，道光却否决了这两个方案，而选择拆除宝华峪陵寝，并且违反祖父乾隆的遗训，在河北易县的清西陵重建陵寝，称为慕陵，道光十一年(1831)五月正式开工，道光十六年（1836）建成，共耗白银240多万两，比清代另两座“豪华”帝陵--乾隆的裕陵（耗银203万两）和以慈禧的定东陵（227万两）都要多，再加上修建和拆除宝华峪陵墓所耗费用，道光修建陵墓前后“两建一拆”费用极其惊人。道光时代每年的国家财政收入（货币收入，不包括漕粮等实物收入）不过4000万两银子光景，道光修陵所耗总费用如以400万两计算，那就占到年度国家财政收入的10%光景，实在是铺张浪费，而道光在清代帝王中又以“节俭”标榜自己，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并且慕陵隆恩殿、配殿建筑木构架均为楠木，并以精巧的雕工技艺雕刻出1318条形态各异的蟠龙和游龙，这在清代皇陵建设中也是绝无仅有，因为当时楠木极其珍贵，在道光时代已非常稀少，道光的奢靡浪费在此中可见一斑，绝非其宣称的那样节俭。
　　中国历史上，虽有皇帝宣称节俭，但实际上不可能真正节俭。对于其管理的官僚集团来说，更不可能节俭。道光时期，贪腐之风和奢靡之风已成，“亚财政”规模巨大，道光的惩贪力度还不如祖父乾隆，根本不可能制止贪腐--包括禁烟失败，很大原因都是官吏集团贪污腐败，以致林则徐前往广东之前的禁烟政策根本无法落实，因此，他也不可能刹住官吏集团的奢靡浪费之风。
　　另外，皇帝作为国家领导人，能够真正节俭固然是值得赞扬的美德，但对于其肩负的国家命运来说，生活节俭终归不是大事，重要的是他要能看清世界形势，将国家引领向一个富有和强盛的局面。道光时期，发生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这是耻辱，但未尝不能成为奋发图强的历史契机。日本在1853年美国将军佩里叩关即“黑船来航”事件后，看到了国家的危险，顺应时代潮流，主动进行变革，开始了明治维新，从而在甲午战争中一举击败中国，两个国家的命运已经彻底改变，中国变成贫弱、挨打之国。设若鸦片战争的失败能认中国警醒，那么中国就有可能早于日本开始革新，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亦将改写。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政治精英、知识精英极少具有世界眼光，尤其是道光皇帝这位国家领导人不具有日本明治天皇、沙俄彼得大帝的雄才大略，致使中国丧失了发展机遇。

　　朝鲜的税负很可能是超过30%，为什么仍然没有爆发大的起义？

　　《亚财政》讨论的主要是中国古代的情况，税负超过20%就可能引起局部的社会骚乱、超过30%就可能爆发大规模起义这一“民变系数”，主要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现象的总结，其前提是“李悝模型”所体现的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所决定的经济规律。古代与现代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即古代的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不像现代那么严密，古代“皇权不下县”，政权只下到县一级，而现当代可能下到村一级，对人的控制可以下到家庭、个人，甚至控制到个人的吃饭、穿衣等物质生活，乃至每个人的头脑--精神生活。另外，古代是冷兵器时代，“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是很容易的，官兵掌握的刀剑等兵器，与反抗者的简陋武器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差距，一个体力好的、懂武术的人，拿一根棍子（棍在中国武术中称为“百兵之祖”，本身就是武器，少林武术即以棍术著称），完全可以击败训练懈怠、手拿锋利刀剑的官兵，所以古代的反抗是较容易的，到了当代，由于武器的绝对悬殊，反抗的成本大大提高。朝鲜1990年代曾经发生大饥荒，由于信息封闭，我们不知道农民是否有反抗，反抗的形式是怎样的。但据我掌握的材料，我们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发生了大饥荒，很多地方的农民是有反抗的，有些还出现了组织化的反抗，当然，很快就被镇压了，没有发展成古代那样的大规模起义和社会动荡。

（转自共识网，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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