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的观众渴望怎样的电影?
正在上映的《人生大事》给出一种答案。上映第3天,票房冲击两个亿,好口碑还在不断发酵,《人生大事》有望成为2022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
这是青年导演刘江江的第一部电影长片,也是青年导演韩延第一次担任监制。如果你熟悉韩延的作品,一定会在里面发现熟悉又陌生的味道:依然是严肃主题、轻盈表达,却有着不一样的烟火气。
究竟何为“人生大事”?为何让人笑中带泪?两位青年电影人在思考表达什么?韩延向记者讲述了《人生大事》的前前后后。
“它跟我想得很不一样”
《人生大事》讲了一个特别的故事:殡葬师莫三妹(朱一龙 饰)遭遇种种人生不顺,在遇到孤儿武小文(杨恩又 饰)后,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和人生,并从此做出改变。
“最打动我的是这个故事。”韩延说,这个特别的职业,这个独特的题材,这组相互温暖的人物关系,勾起了他的好奇心。
《人生大事》的导演、编剧刘江江,原来是一名电视台记者,莫三妹的职业是他熟悉的,这个题材是他有表达欲的。刘江江的家族中有两位亲人从事殡葬行业,他的文艺启蒙甚至是从一场葬礼开始。后来进入电视台工作,刘江江依然观察记录着这个行业。

韩延(右)和刘江江(左)
韩延在拍摄《送你一朵小红花》期间知道了这个题材。他一直想策划关于临终关怀的电影项目,《人生大事》让他眼前一亮。第一次看刘江江的剧本,韩延的直观感受是:“它跟我想得很不一样”。
“有一句话,所有的伤在死亡面前都是擦伤,也就是所谓的‘人生除死无大事’。我原想,它应该是沉重而悲观的,刘江江却用了一种轻松豁达的方式来讲。本能告诉我,这个题材应该是温暖治愈的,能给人带来激励。这让我产生了兴趣,觉得应该帮他做些什么。”
接下来,韩延成了“导演可以商量的人”,他把《人生大事》当做自己的电影来创作,与刘江江一起琢磨如何改剧本、选演员、抓细节、把控影片的整体风格,也加入不少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对生命的思考。
葬礼不仅是一个人告别世界的最后时刻,也能折射一个人的兴衰荣誉、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人生大事》以六场葬礼贯穿,以武小文的儿童视角来观察人生百态,人情冷暖皆融于此。
有的故事情节,乍看颇为荒诞,细琢磨又十分真实。比如,有一位大爷找到莫三妹,请他为自己办一场“皇帝”般的葬礼。莫三妹和他的朋友们,以及临时找来的各路“群演”,搭了戏台、穿上戏服、卖力地哭,“戏”到高潮,老人的儿女找上门来,一场荒诞戏草草收尾。原来,老人的儿女为了拆迁费吵到不可开交,这个老父亲早已被他们遗忘。为自己办葬礼,是老人苦涩的诀别。这荒诞里的沉重让人深思。在韩延看来,“生活本来就充满戏剧性,甚至超越了戏剧的戏剧性。”他们所做的是,把生活炼成戏,用戏照亮生活。

一场荒诞的葬礼
虽然是丧葬题材,但《人生大事》拍的是日常生活,是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剧本中,莫三妹和武小文生活在一个虚构的城市。电影里,朱一龙讲着地道武汉话,穿梭在逼仄热闹的老城区,满街搭满了晾晒的衣服,“人前训子”有热心街坊围观,绚烂烟花在跨江大桥上空绽放……处处都在细描武汉这座城。在决定将故事“落地”武汉后,刘江江做了很多功课,观看了不少武汉当地的曲艺作品和语言类节目,把真实有生气的生活巧妙地编织进了故事。这种扎实的真实感,戳中人心。
电影不该只带来娱乐,也可以表达终极关怀
很多导演终其一生拍同一部电影。韩延说,他的创作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生老病死”。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倡导 “向死而生”的生活。这位哲学家用死亡这个未来的向度,赋予当下以意义,促使精神的觉醒与人格的成长。韩延的电影里,“向死而生”是一个重要主题。
《滚蛋吧!肿瘤君》中,患有白血病的熊顿对她的亲友留下遗言:“要记住,爱和被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要永远坚持”。《送你一朵小红花》中,患肿瘤的韦一航在与病友马小远的交往中逐渐懂得,“面对失去的最好方法,就是活好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韩延执着于讲述无常人生中恒常的爱,破解无法左右的命运中可以牢牢抓住的部分。对爱和希望的表达,对生命价值的追逐,是他的创作内核。

在《人生大事》,韩延再一次直面“生死”。他的“小小野心”是,讲讲中国人“讳莫如深”的大事,试图讲透中国人的生命观,让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成功“破壁”。
孔子讲:“不知生,焉知死?”中国人向来忌讳谈死亡。“它在我们的文化里一直是模糊的。”韩延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让我们重新审视生命观,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当下,在人类平均寿命不断攀升的今天,依然有未知的威胁。“我们该如何面对?电影创作总是要跟随时代,至少要表达创作者的真情实感。以前,我们会去电影院看天马行空的想象,现在,《人生大事》可能是我们需要的电影。”
如果至亲离去,我们该如何面对?那份巨大的哀伤和思念该如何消化,我们如何带着伤痛继续前行?在《人生大事》中,武小文逐渐接受了姥姥去世,把殡葬师看做“种星星的人”。韩延相信,伴随武小文的释怀,观众也会得到心灵的净化:不再惧怕死亡,才能更好地珍惜当下。哪怕遭遇命运不公,哪怕深陷生活泥淖,也能以豁达的心态面对,甚至以绚丽的生命色彩予以回击。只不过,为了让更多人接受这个坚硬的内核,他们用了轻盈且巧妙的讲述。

《人生大事》的敢拍、观众的点赞,让我们看到,电影不该只带来娱乐,也可以表达终极关怀;创作者自觉地走近观众,观众也会主动地走近电影。
“其实,我每一次创作都抱持一种‘遗作’心态。”采访中,韩延谈到了自己的创作观。“毫无疑问,我们这一代创作者赶上了好时候。但还没有幸运到拍砸三次,还会有人投资,起码,我没有这种任性的资本。”所以,他把每一部电影都当作最后一部,牟足了劲儿,不敢丝毫懈怠。
韩延说,这是青年导演的普遍心态。“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改变,观众和创作者的心态也在改变。如何更准确地捕捉到这些变化,用真正的中国故事去讲述时代、反映生活,是对我们的考验。”
来源:人民日报文艺微信公号 编辑:郭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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