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返城后，先是住在已经拥挤不堪的岳母家。福州有一句俗语说：“住娘家房不如住茅房（厕所）”。

无奈之下，我只得将两个孩子分别寄在两边老人家里，与妻子到外面租房住。一开始，租住在台江三保街一老木板房的小阁楼上。小阁楼本是杂物间，层高不及2米，进出得弯腰。

低矮的阁楼，冬天还算温暖，夏天就像个蒸笼。入夜时，要先提一大桶水泼洒楼板降温，夫妻俩得跑到附近的彬德桥上乘凉，等零点后，才能回房——这还不算，因房东老婆犯有间歇性癫痫病，经常在下半夜她方便时突然发作，一发作，便将马桶打翻，那股难闻的臭气直冲上楼。而男主人则拳打脚踢，大声辱骂，搞得一夜不得安睡。

上世纪80年代福州常见的典型木屋（图/福建画报）

熬了三年，我们跑到当时还是农村的洪山镇，租住在菜农家里。房子也是破旧的木板房，缝隙宽得连手指头都能伸进去。为抵御冬天的寒风，我从单位抱了大捆报纸，糊在板壁上。

不过，报纸也挡不住隔房的噪音——那房东三十出头，壮得像头公牛，经常和老婆在半夜折腾出各种声响。

前后七年的租房经历，让我落下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

接着的日子，我住上了单位的临时安置房。那时，单位为了缓解干部的住房困难，将一座原是仓库的老宅院，通过分隔和加层，变成临时性安置房。共有东西四直，安排四户干部住。

我分到的，是靠西的一直。所谓“一直”，就是上下各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小房间，可以放一张大床，还有一点转身的地方。这时，我把小儿子与母亲从山区农村接回来一起住。

（网络图）

厨房是敞开式的，安在天井两边的过道上。四户人家各置一个圆筒式的煤球炉，旁边搁一张旧办公桌当灶台。煮饭时好不热闹。哪家“煮妇”临时走开，邻家都会帮着照看锅灶。一天三次，四家人在弥漫着的煤气中，奏响锅碗瓢盆交响曲。各家的“餐厅”，就设在楼梯下方，搁张小圆桌。吃饭时要禁止上下楼，免得饭菜里撒上“胡椒粉”——灰尘。

这种简易住房当然没有卫生间，各家自备尿盆、马桶。马桶只是应急用品，大方便的事，一律要在外面解决好了回家。每天早上，各家人一起来，第一要务就是端着尿盆，急匆匆地往附近街道上的公厕走，倒尿、洗盆。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经济好转，有实力的单位开始盖福利房，分配给职工居住。我们单位在东街口附近，盖了第一批单元房。

那时候盖房难，分房更难。有的单位房子盖好一年了还闲置着没人住，就是因为分房竞争激烈，以致分不下去。而当时的住房分配权是领导说了算，所以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领导深入群众（住三、四层），职工顶天立地（住一层和顶层）。”

再后来就有了“计分法”。将每个申请住房的人，按职级、工龄、服务本单位年限以及学历等逐项打分。分数高的先挑房，依次挑完为止。

柳涛/摄

我是“借调人员”，分到了一套42平方米的一房一厅。人称“蜗牛房”，但我已经很满足了，分到房，就算有了真正意义的“家”。它除了可以遮风挡雨外，关起门来一家人在里面，吃喝拉撒都解决了，少了外界的干扰，多了一份安全感。

房子小，却也可以想法子。我将客厅用屏风隔出一间房，搁两张单人床，安排母亲和大女儿住。仅有的卧房，放下一张双人床和书桌后就没有多少空间了。我特制了一个带活动板的柜子。上层作书柜，下层当衣柜，夜里放下活动板，就是小儿子的专用床。这42平方米，“装下”一家三代五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