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观察稍深,一移目到了福州的女性,更觉得她们的美的水准,比苏杭的女子要高好几倍;而装饰的入时,身体的康健,比到苏州的小型女子,又得高强数倍都不止。”
——郁达夫《饮食男女在福州》
1936年2月,郁达夫受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之邀自杭州来榕任职,至1938年离闽赴汉口任职,合计在福州两年多。在福州期间,郁达夫对闽中山水极为赞赏,写下大量的散文、杂文、论文、日记、书信、诗词等作品,总计20多万字。他一生只写了三十多篇游记,写福州的有六篇。如果加上被编入散文集中的《记闽中风雅》、《饮食男女在福州》和《福州的西湖》,记游文字就有九篇之多,而且还不包括他的日记。
众所周知,女性是郁达夫创作的灵感源泉和动力,在《饮食男女在福州》、《闽游滴沥》中,郁达夫充分表现了他对福州女子之美的礼赞。
郁达夫来到福州前,曾收到一位在福州的朋友的一封信,言及福建留在其脑子里的印象,依次序排列,当为第一山水,第二少女,第三饮食,第四气候。这封信给郁达夫留下很深的记忆。来到福州之后,他看到了福州的山水,由衷称赞“实在也真美丽”,在接触了许多各阶层的福州女子之后,对于福州女子的赞赏也成为他笔下的一抹亮丽颜色。
郁达夫在杂文《饮食男女在福州》中首先从福建的人种说起,他认为,汉族南下,与福建土人杂婚,“就成了无诸种族”。时间系在春秋战国,吴越争霸之后。“到得唐朝,大兵入境,相传当时曾杀尽了福建的男子,只留下女人,以配光身的兵士,故而直至现在,福州人还呼丈夫为‘唐晡人’,晡者系日暮袭来的意思,同时女人的‘诸娘仔’之名,也出来了。”那时他看到在东门外北门外许多做工的女人和农村妇女,头上仍带着三把银刀似的簪为发饰(俗称作三把刀),“据说犹是当时的遗制。因为她们的父亲丈夫儿子,都被外来的征服者杀了;她们誓死不肯从敌,故而时时带着三把刀在身边,预备复仇。”
不仅如此,他还联想到了当时在台湾的福建籍妓女,“亡国到了现在,也已经有好多年了,而她们却仍不肯与日本的嫖客同宿。若有人破此旧习,而与日本嫖客同宿一宵者,同人中就视作禽兽,耻不与伍”,大肆称赞“谁说犹唱后庭花处,商女都不知家国的兴亡哩”!
郁达夫描写福州女子的容貌,从皮肤的细白到美的水准,无一不是溢美之词。“福州女人的另一特点,是在她们的皮色的细白。生长在深闺中的宦家小姐,不见天日,白腻原也应该;最奇怪的,却是那些住在城外的工农佣妇,也一例地有着那种嫩白微红,象刚施过脂粉似的皮肤。大约日夕灌溉的温泉浴是一种关系,吃在闽江江水,总也是一种关系。”
最为经典的是,郁达夫称赞福州女子“天生丽质难自弃”,“因而天晴气爽,或岁时伏腊,有迎神赛会的关头,南大街,仓前山一带,完全是美妇人披露的画廊。眼睛个个是灵敏深黑的,鼻梁个个是细长高突的,皮肤个个是柔嫩雪白的;此外还要加上以最摩登的衣饰,与来自巴黎纽约的化装品的香雾与红霞,你说这幅福州晴天午后的全景,美丽不美丽?迷人不迷人?”言语之中的赞美与欣赏,今天读来都觉得迷人。
《饮食男女在福州》中对福州女子的描写,郁达夫似乎意犹未尽,他在著名的《闽游滴沥》中再一次大肆赞扬福州的女子容貌,并媲美罗丹手下的作品。
福州的女子,不但一般皮肤细白,瞳目黑大,鼻梁高整,面部轮廓明晰,个人都够得上美的资格,就从身体健康、精神活泼两点来讲,也当然可以超过苏杭一带的林黛玉式的美女。我所以说,福州的健康少女,是雕塑式的、希腊式的;你即使不以整个人的相貌风度来讲,切去了她的头部,只将胴体与手足等捏成一个模型,也足够与罗丹的Torso媲美了。
郁达夫高度礼赞福州女人,去新加坡之后的他也与福州女人也有过一段情缘。郁达夫与王映霞离婚后,很快另有情人李筱英,两个人一位是守活寡的怨妇,一位是离了婚的鳏夫,同病相怜,一拍即合,不久李筱英就以郁达夫“契女”的名义搬入郁家同居。李筱英是福州人,与郁达夫年纪相差近二十岁,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能说流利华语及英语,中英文的造诣都很不错,不论才貌都非常出众。郁达夫的次子郁飞印象中的李筱英是位才貌双全的女子,郁达夫在新加坡主编的《华侨周报》,也得到当时在英国宣传部做事的李筱英的协助,在《华侨周刊》连载的《瞬息京华》译文,则是两人合作的成果。然而,也许是缘分不够,也许是时局使然,郁达夫与李筱英最终还是各奔东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筱英退到爪哇岛,郁达夫逃亡到苏门答腊。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郁达夫模仿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无题》,以李筱英为主人公写下了不少诗篇,例如“犹记高楼诀别词,叮咛别后少相思。……此情可待成追忆,愁绝萧郎鬓渐丝”等。后来将这些诗收入名为《离乱杂诗》的集子中。
其实,郁达夫谈福州女性,并不是偶然。可以说,女性,或者女人的爱,是他时刻追求的理想,是推动他创造、奋斗的动力。郁达夫对女性的神圣、痴想的情感,一方面当然是“自我”理想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分明映射着五四人发现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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