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相识时，他已教书，我还是学生；不在一个大学，更不是一样的学系；所学不只是不相同，甚至是不相类；他学的是科学，而我是文学。可是为什么初见的那一刹那，如果有三生的话，就好像三生以前就已经认识了似的？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样。

在查理河边上，一起凝视眼前急急的逝水，遥望远天慢慢的流云，午餐刚过，就坐在这里谈天，瞬间，天就黑了。于是把奔驰而过的地铁站，当做连绵不已的长亭复短亭。他送我到我的学校，我总是不愿出站去，次次在“送君千里”的泪光中，再送回他一站，才黯然相别。

如此，竟至三四年，我要毕业了。

毕业虽然不是失业，但要在同样的城市找工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是文学，何况又是中国文学。在美国找得到的事，开车要开上十小时，与坐飞机坐上十小时，又有什么时间上的区别呢？于是我决心应聘到香港了。

时钟上面的指针都不必拨，因为香港与美东的时间是一样的：一地是中午时，另一地正是子夜；而以地点论，差不多是地球上相距最远的两个点了。

想到这里，我心里不舒服。与他再商量这个毕业、就业的问题，随即情不自禁地念出江淹《别赋》中的句子：

况秦吴兮绝国，复燕宋兮千里：况春苔兮始生，乍秋风兮兮起……

“陕西与江苏，河北与河南，在江淹的时代已是不可思议的远距离了，如今要去香港做事，把你留在波城，怎么可以呢？人生经得起几次春苔之生与秋风之起呢？”我伏在他肩上落下泪来，在他颈后无声地哭泣，泪眼婆娑间，他的科学思维已展开了：

“我给你分析这个问题：我去看你时，从这里坐飞机，六小时就到温哥华，再坐十小时，就到香港了。你来看我时，从香港坐飞机，十二小时就到洛杉矶，再坐五小时，就到美东了。不必说江淹的牛车时代十几小时还到不了邻郡，就是瓦特的火车时代，从纽约也到不了芝加哥啊！”

他这样分析，当然是安慰我。可是就算时间不是问题，距离也不必考虑，前程也已经定了，只是心里仍旧酸酸的。

我到了香港以后的日子，是夜以继日的相思。用电子邮件吗？那时尚在只能用英文，不能用中文的时期，而用英文怎么说心里的话？用卫星电话吧！电话费又实在贵得离谱，且也不足以表达委曲婉转的言外之意。我逐渐体验到情爱的传送，不只是靠声音——我想念相拥而卧的怡悦与相依而眠的安恬。我后悔来香港，他也后悔让我来。可是世间又哪里有“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的任性呢？我想着重聚，即使是匆匆的重聚也好。

我还在上学的时代，他就带我去开过会。我们曾到加州十七英里风景线的梦城去开会。那次的梦城之行，真是如小猫一般，做了一个吃鱼的甜梦：那是在可以听到涛声，看见白云，手抚青松，脚踢石子的太平洋海岸。客房是一幢一幢独立山坡的长方形小楼，却是比起斗来，也大不了多少的斗室；我立时想起劳伦斯说的“有块板儿就够了”的话来。小楼内，连个电话也没有。谁要电话呢？他说，“现在不需要打电话了，你赶快说话呀！”我记得那一夜，除了窗外的涛声，只有我们的语声。两人说呀说的，整整说了一夜。在说不完的话里，看着东方之既白。

燕子楼头霜月夜
秋来另为一人长

一人的夜，实在太长；而两人的夜，又实在太短了。好像瞬息之间，那颗晨星已挂在天边。他给我的信中曾有过这样的句子：“摘一颗星，插在你的鬓边。”看见那晨星，我说：“你就摘下那颗星，插在我的鬓边吧！”晨起梳妆，在镜子里看见他偎着我说：“像这样花也似的面庞，滴上一颗清亮的露珠，就如同星光的晶莹了。”那一次的梦的记忆，不时翻涌在远人的窗下与床前，在旧的梦里翻叠着新的梦。

有一年，他忽然来信说，他要去茵斯布鲁克开国际会议。他要我先飞伦敦再到苏黎世等他从波城直接到苏黎世，再一起转机去茵斯布鲁克。他说他不知道茵斯布鲁克的风景如何，可是却知道一位与茵斯布鲁克有关的人物，就是物理界的一代大师薛丁格。并不是薛丁格是茵斯布鲁克人，而是薛丁格最美的女朋友是茵斯布鲁克人。

薛丁格，管他是谁！反正像忧亦忧，像喜亦喜。爱人一打喷嚏，你就立时伤风；爱人一刚鼻酸，你就立时落泪；爱人要去一个地方，你当然要去。他所到之处，就是天堂；他如果进地狱，地狱也变天堂了。

不过，我也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啊！于是向他说：“那，我们也去莫扎特的故乡，好不好？”

我觉得莫扎特不是一个人名，莫扎特是一个空间的名字，比奥地利要大得多；莫扎特更是一个时间的名字，比万古要长得多。既然要去奥地利的茵斯布鲁克，为什么不去奥地利的萨尔斯堡呢？

真是感谢这个时代，我从香港，他从波城，先后出发，在苏黎世机场、瑞士航空公司的柜台前相见，两人抵达的时间，只差一个多小时。

他牵起我的手，我几乎是用跑跳的步子拉着他冲向转机的闸口，第五十二号闸口，距离去茵斯布鲁克飞机的时间还差两小时，现在这个闸口挂着的牌子，竟然是去萨尔斯堡的。

我大叫起来：“我们先去萨尔斯堡好了，我要看莫扎特出生的地方，我要听……我要……”

他百般安抚我说：“我们从茵斯布鲁克回来时还要经过此地，我们还会再来这里，再来这闸口。何况，你一定会买莫扎特的ＣＤ，一定会买莫扎特的巧克力，一定会带莫扎特的令人想不到的纪念品，我们先带到茵城去再带回来，算干什么呢？万一有钢琴纪念品，我们也先带去茵斯布鲁克啊！”

他这人好奇怪，可我却总是莫名其妙地给逗笑了。

进得茵斯布鲁克的飞机场后，换钱自然是首要之务。奥地利的钱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票子的尺寸不一。面额大的，尺寸大些；面额小的，尺寸也小些。我一眼就看出：“这五十先令的，不是印的佛洛伊德吗？”谁都认识佛洛伊德，我一叫，他也拿起来看，而且说出一个佛洛伊德的典故来：
“爱因斯坦与佛洛伊德见面时，佛氏对爱氏说：‘你发表学说时，大家不懂就说不懂，却众口一词地完全接受；我哪里有你幸运？我发表学说时，大家不懂却硬装懂，竟七嘴八舌地胡乱批评。’”

在各类的票子中，我只认识这个佛洛伊德，他却比我多一个惊喜的发现：这张很大的一千先令的，竟是薛丁格的像。他兴奋地说：“你看薛丁格这位大名人，印在这么大面额的票子上，一千先令差不多折合一百美金了！”

然后，他热切地告诉我薛丁格在量子力学上的贡献，还有波动方程的解法。我说：“我是牛，我属牛，请你不要再对牛弹这个单弦琴了。”他说：“我也是牛，我也属牛。我弹的这张琴，可不是单弦的。薛丁格的可爱，其实不在科学上，六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他的格调甚为特别。第一，他不看传记，也不写自传。因为他认为自传都是些欺骗自己，更欺骗别人的伪造与仿作，都是些无中生有的废话。第二，他说自己交女性朋友，好像交得很多，其实人人如此，只是无人承认罢了。爱人就是尽量寻找，一生中也不见得能遇到一个。何况不找呢？大物理学家魏尔说过，一九二六年有两个爆炸现象：一是薛丁格在这一年发表了六篇不朽之巨作，量子力学因此而奠基。一是薛丁格在这一年换了好几个女朋友，而最后一个是最美的。他们就是在茵斯布鲁克相遇而相爱的。”我忽然灵光一闪地说：

“又是佛洛伊德，又是薛丁格，其余这几张票子上的都是些谁，我们好像全不认识，大概也不外是这种或那种科学家吧！我问你，奥地利有颗光芒万丈的大明珠，他们为什么不印在票面上，却印上这些屑石碎钻，今人泄气。”

他愣愣地问：“你说的大明珠是谁呀？爱因斯坦可以算是德国人，可不能算是奥国人呀！”

我大声嚷嚷：“什么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他最多只能算小明珠而已。”他更愣了，反问我：“那么，是谁呢？”

这下我声音更大了：“是爱因斯坦所五体投地、钦佩到家的莫扎特呀！是萨尔斯堡出生的莫扎特。”

莫扎特是太阳的光，爱因斯坦连蜡烛的光都不是。什么薛丁格，什么佛洛伊德，不都是些萤火虫的光吗？可是奥国人在太阳下，却想不到日光！我一边整理这一堆大大小小的钞票，一边不由得生起气来。

由茵斯布鲁克的机场，坐计程车到市中心，才知道开会的所在，并不在市内，而是在山上。七弯八转地到了山上，才又知道原来茵斯布鲁克是滑雪胜地，奥林匹克冬运会就曾在这里举行。滑雪的地方一定有山，而群众既来山上滑雪，自然也就爱在山上小住了。山上滑雪的人多，于是旅馆也就林立了。

我们进了其中一家，却发现这旅馆的房间与加州海边那个小楼惊人的相似，都是长方形，小猫一霎时仿佛又要做起吃鱼的梦了。

海边的安静，是涛声之间的安静；山里的安静，是鸟声之间的安静。我们不论是在海边，还是在山里，都是两人语声之间的安静。

又说了一夜。

“我一说起科学家的事来，你就困了。那么，你说说奥国的文学家好吧！”

我情急之下连一位也想不起来，倒想起很像文学家的哲学家维根斯坦了。

我说：“你搞不清维根斯坦是什么，只觉得他写的那些哲学，多是名言隽语，一句就能让你想上半年，却仍搞不清那层出不穷的意义所在，不知道维根斯坦生在奥国哪里？”

他忽然打断我的话，得意地说：“你可知道维根斯坦是科学与工程出身的！他自己动手盖房，又会设计飞机！”他是太煞风景了，堵得我心里发慌。他每一提科学或科学家，我就觉得“煮鹤焚琴”。我的愤怒，如雷似的爆裂开来：
“你在烧莫扎特的琴，煮莫扎特的肉。人类对不起莫扎特，人类并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科学家！”我转过身去，面对着墙，气得哭了。我知道自己话太重，冤枉了他，但心中却觉得他冤枉了我似的，哭出声来。

他轻轻地吻我背后，他重重地抚我胸前，由温柔化为温存，由剧烈转入猛烈。山雨、山洪、山瀑过后，山中之夜复归于宁静。不知何时睡去，是窗帘缝隙窥入的阳光，把我刺醒。人生何似，如此蜜甜！

山上既然旅馆林立，小铺也就丛生。买东西时，不是拿出一千先令的薛丁格去，就是找回五十先令的佛洛依德来，当然还有一百先令、五百先令的，上面是些什么“科学家”就不深究了。但总是心中纳闷，为什么没有莫扎特？

第四天，吃过了早餐，我们走出旅店时，顺口向柜台上的店东抱怨说：“这大大小小钞票上的人头像，不是物理学家，就是心理学家，还有我不认识的什么家。”我的声音越提越高，几乎是抗议地叫喊：
“为什么没有莫扎特呢？”

店东先是一呆，继而大笑起来：“五十、一百到五百、一千先令的钞票上自然没有莫扎特，五千先令的票子才是莫扎特。”

我一方面对把自己蒙在鼓里好几天，不肯向人家多问一声，感到突如其来的羞愧；而另一方面，对居然就有莫扎特的钞票，感到无可形容的快乐；也可以说都有些激动了。正好身上还有两张五百元美金的旅行支票，我马上撕下一张来，一边签名，一边叫道：
“请给我换一张五千先令的莫扎特。”

店东说：“这样大额的票子，我要到保险柜去取。”他一边说着，一边走进里面的房间。没有多久，店东转回来，满怀歉意地告诉我，保险柜中已经没有莫扎特了。

“连一张都没有，你不是骗人吧！”我又失望又怅惘的样子，大概引起了店东分外的同情。

“你先别急，我们旅馆的对面就是银行，你从这窗口看出去，那栋楼不就是了吗？银行里一定有莫扎特！”

我三步并做两步地跑去对面的银行，他紧跟在后面劝我：“我们要五千一张的奥币做什么，谁会用这么大面额的票子？”

到了银行，我跟行员换钱，行员的回答竟与店东的完全一样，也要到后面保险柜中去取，结果也是同样地找不到五千先令一张的莫扎特。我的气不自一处来：

“你们是银行，而银行中竟连一张五千先令的票子也没有。”

行员和颜悦色地解释道：“我们当然有五千先令一张的票子，不过，滑雪的季节刚过，旅客越来越少，五千一张的票子，平常用不到，所以保险柜中也就不存这样的大钞了。”身旁的他又劝我：“山村中的小分行，没有大钞可能是常情，我们改天去市中心的总行好了。”

这时里面出来了另一行员，对我们说：“这门口就是下山的公共汽车站，你们上了公车，坐到车子不再走了，那就是最后一站。你们下车，抬头一看，即是‘赌场’。赌场里要多少莫扎特，就有多少莫扎特，尽够你换了。”

我反过身来，跑出门，跳上正好开到的公共汽车，他紧跟着也跳上来。

他知道我多任性，他不只是容忍我的任性，还欣赏我的任性。而此时，我反而有些不忍了。我这样任性地追寻莫扎特的票子，不是成了折磨人、蹂躏人了吗？我轻轻倚向他的怀中，对他说：
“你看那边的远山，山巅的雪，白得像海里的浪花。”不知怎么想起了《夜莺与蔷薇》，我背诵王尔德的英文原句给他听。我是在致歉，也是在感谢他从不计较我的任性而陪着我下山与进城。
走进赌场，还要查护照、登记什么的，同时赠送给我们六个钱码，算是赌场优待顾客的见面礼吧。

转楼而上。啊！赌场的气氛，博戏的项目，与拉斯维加斯的，或大西洋城的比较起来，只是规模略小，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我们很自然地一人拿着三个钱码，他到“廿一点”区研究或然率去了，我则到“吃角子老虎”区，喂起老虎机来。反正手里是三个馈赠的钱码，还没有下过本钱，我就一个接一个地统统放到老虎嘴里去了。

用力一搬把手，里面并没有旋转太久，三个同样的花朵整齐地排列在眼前。我有些不懂，三花并列，我明明是赢了，可是不像在拉斯维加斯似的，既没有铃声大作，老虎嘴里也没有钱币吐出来，只有些小灯一亮一亮地闪着。

我问旁边的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投我以羡慕的眼光，并且说：
“你大概是赢了很大一笔钱！他们给你预备你赢的钱呢！”

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越来越焦急，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三个侍者一同前来，托着一瓶未开的酒，两个晶亮的杯，站在我面前了。那盘中还有一堆钞票。

“恭喜！恭喜！你赢了两万先令。钱在这里。”

我不知所措地红了脸，看着盘中大大小小的钞票，还有两个空杯，还有一瓶香槟。我把票子拿起来一看，啊！三张莫扎特！好熟悉的脸，好美丽的脸，我找了好几天也找不到的莫扎特呀！

我把几张尺寸小些的票子，分赠给三位侍者，并托其中一位赶快去“廿一点”区把他找来。

“你看！你看！这是五千先令的莫扎特，三张呀！”他满面惊疑地问我：“是真的？还是假的？不是做梦，也不是开玩笑吧？”

“这是店家祝贺我们送来的香槟，你看看这正在冒的泡沫，摸摸这还冰凉的酒杯，就知道我们不是在做梦了。”

竟这样全然不费工夫地找到了莫扎特。

“我们雇计程车回山上的旅店吧！”

在回程上山的长路上，听到渐行渐远的市声；忽高忽低的松声；小溪淙淙的水声，山上唧唧的虫声。这些地上的声音间歇、断续而消逝以后，天上飘来的是莫扎特的琴声：轻盈似梦，清晰可闻了。

一九九八年六月于香港

土豆注：原文来自网上，注明作者是陈之藩，某才女推荐这篇文章给我时，顿觉眼熟，觉得在哪看过，细想起原是我多年前买过一本叫《水流花静》的书，作者正是陈之藩的太太童元方，里面也收录了这篇文章，所以文章的原主人应是童元方无疑。当时只觉得“水流花静”四个字实在用得太妙，就为这四个字买了这本书。陈之藩自己本业是科学家，却以散文闻名台湾香港两地的知识界，相比之下，知道童元方的人可能不多。据说两人相恋前各有婚姻，且相差近30岁，然而相见恨晚的事常有，终成眷属的极少，陈童二人却是例外，相恋20年，其中的曲折，自不用在此细说，幸而两人终于在2002年结婚，当时陈之藩已79岁，再过十年，陈之藩在香港去世，这段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