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徐庆全

2022年1月10日下午，谢冕先生九十华诞及《觅食记》新书发布会举行。洪子诚先生坐阵，谢先生的弟子及同事济济一堂。我与先生相识，躬逢盛会，荣莫大焉！

我和先生相识较晚，但从大学开始，即旌旗所向。后来，承接着1980年代“文艺青年”的记忆，我转向对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谢先生更是绕不过的巨大存在。记得是在2012年香山的一次会上得见先生后，趋前求教。蒙先生不弃，得以执弟子礼。

2017年12月16日，在刘福春和高秀芹及李哲诸贤的陪同下，谢先生光临寒舍，带来了煌煌12卷的《谢冕编年文集》，我如获至宝，请谢先生和负责为文集配图的刘福春兄签字留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谢先生落座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早就想来看看你了。”这是先生对我那时处境的关注之情，我感动莫名。先生有句名言：“把日子过成诗”，也成为我风轻云淡地生活的格言。

2017年12月16日，谢先生光临寒舍

1月10日的会议主题很富有诗意：“唯诗歌与美食不可错过——90后‘伟大导吃’《觅食记》新书发布会”。这是出自谢先生的高足高秀芹女生的创意。书是她所在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的，发布会是她一手操办的。

谢先生的《觅食记》，以吃为经，以情为纬，融吃于情，融吃于意，淡淡浅浅的文字，却有“长夏江村事事幽”的意境。

坐阵会场的洪子诚先生，是谢先生低三级的学弟。与谢先生相比，子诚先生身材瘦小，似乎永远是笑眯眯的形象。每当看到他，脑子里就飘来“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诗句。

有人说，“冷幽默”是说者不笑听者笑，才有“幽”他一“默”的效果。可是，子诚先生的幽默更“冷”，因为他的笑眯眯与所讲的“冷”犹如夏冬，反差巨大，幽默更冷。果然，他的主题发言，追忆与谢先生的交往，亦庄亦谐，妙趣更胜，不时引得一片笑声。

子诚先生特意提到了远在福建的孙绍振先生对《觅食记》的评语。

谢先生和孙先生是北大同班同学。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关于“朦胧诗”那场争论中，谢先生以《在新的崛起面前》开风气，孙先生以《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踵其后，徐敬亚先生再以《崛起的诗群》相呼应，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关于“朦胧诗”的“三个崛起”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谢、孙二位先生南北呼应，也由此奠定了他们在诗歌评论界的地位。

说到“三个崛起”的争论，约略交代一下背景：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中国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折年代，用北岛的诗来说，是“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的意象纷乱的年代。中国文坛杀出一批以北岛、顾城、舒婷等为代表的青年诗人。他们的诗作，既是对五十年代的“颂歌”、六十年代的“战歌”传统的背叛，又带来了迥异于鼎盛时期的“革命诗学”的新思潮。一时间，让习惯于“颂圣德，歌太平”、“东风吹，战鼓擂”的某些老作家目瞪口呆。艾青、臧克家等诗坛“大腕”，对此嗤之以鼻；孙犁等作坛“大腕”也冷嘲暗讽。我现今仍记得孙犁先生说过的一句著名的话（大意）：这些诗，对时代、对国家都是非常不祥和的声调。一下子上升到政治高度上去了。

谢先生的“崛起”，引来一篇题为《令人气闷的“朦胧”》的文章，浓缩了“大腕”们的观点，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尖锐、激烈而又影响深远的论争，也给这类新诗留下了一个名字：“朦胧诗”。

其实，“朦胧诗”这个词，也是趋利避害的用语。“朦胧诗”多源于《今天》，官方关于朦胧诗的讨论中，《今天》因其身份，只能缺席，就只好用“朦胧”这个词替代。这是我采访北岛先生时，北岛谈到谢冕先生的“崛起”时顺便说到的，符合当年的历史境况。

老作家反对，诗坛新秀们开始惶恐。“文艺青年”也惶恐。那让学子们爱不释手的《朦胧诗·新诗潮诗集精选》（北大文学社自印本），该不该读？能不能继续“手抄本”？能不能在诸如“五四”、“十一”、“文明礼貌月”等晚会上朗诵，似乎也成了问题。

发布会现场的视频直播。右起：孟繁华、谢冕、曹文轩、主持人燕春

可是与“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式的“广场诗歌”相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就是让学子们喜欢；与“大堰河”式的宏大情感表达相比，学子们就是喜欢“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的呢喃抒情。这真是文坛“大碗”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里说到的“广场诗歌”这个词，是子诚先生和刘登翰先生在《中国当代新诗史》里的用语。从书里看到这个词，我居然会心大笑，特别佩服子诚先生的智慧。在我看来，这本书是以详细的史料叙述中国新诗史的开山之作，值得长置案头备查。

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的“三个崛起”，给诗坛新秀们奠定地位，也给惶惑的学子们撑腰。当然，到了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时，“三个崛起”就成为文坛的“污染源”之一，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这还是明面上的，暗地里上送中央的各种“内部材料”也不少。那时，有关人士很关注谢先生的言行，他在某个会上的发言很快就被记录上送。2018年，我还把手头保存的这样的记录复印给先生，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历史。

谢冕和孙绍振合影

2007年，我采访孙绍振先生时，他谈到了他与谢先生的关系，特别强调说，“三个崛起”嘛，谢冕是开风气之先的，没有他的第一个“崛起”，后两个也无从谈起。孙先生还说：“崛起”这个词，也并不完全是谢冕的发明。记得那时，报刊上有一篇表彰李四光的文章叫做《亚洲大陆的新崛起》。谢冕大概借用过来，以他的文采和情采，让地质学的“崛起”变成了文学史、思想解放的历史关键词。

作为当年的学子，我也是风闻“三个崛起”争论后，才第一次知道谢冕这个名字的。等后来认真阅读他的这篇文章的时发现，全文两千五百字，“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是感知时代并超越时代的经典文本。

写作此文时，又把这篇文章翻出来读了，忍不住要贴在文末。我想，有兴趣的读者肯定会兴趣盎然地读下去的。

孙绍振与谢冕如此交情，这个《觅食记》发布会上没有他的身影，肯定得有他的声音啊。大概子诚先生和孙先生已经提前沟通了，孙先生委托子诚先生代为宣读他的评语。可是，子诚先生刚读了几句，就被谢先生叫停了。谢先生大概觉得他的这位老同学会有很多赞誉之词吧。

可是，子诚先生也是清澈之人，笑眯眯的“老顽童”。不哼不哈地打住不念，又不哼不哈地图谋“报复”。

1月12日，子诚先生在“1月10日下午《觅食记》发布会”群里，哼哼哈哈、笑眯眯（这是我想象的形象，我保证特贴切）地发了这样一段文字：

觅食记，当代散文一大奇书。难得九十年华，如此馋而为文，洋洋洒洒，几十万字。馋得虔诚，馋得博而精，土而洋，馋得一派天真，馋得六合风香。告子云，食色性也。历代文士，重色轻食，谢氏重食轻色。为中华散文贡献新主题。开拓美学上“审馋”新范畴。按康德学说饮食属功利价值，不关审美。按中国古典诗论家吳乔学说，“啖钣则饱，可以养生，可以尽年。”其实用价值与飲酒相对:“饮酒则醉，忧者以乐，喜者以悲”。谢冕作翻案文章。啖食超越飲酒，贪吃升华为审美，“审馋”为谢氏文体之新崛起，馋翁之意不尽在馋，而在中华食文化之博大，精致世无伦比也，更在老骥凌风，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也。

笑眯眯的子诚先生笑眯眯地加了一个注：

這是我提出要在会上宣读他的评语否（应为“后”）改写的。前面后面赞颂文字都是添加的。可见孙猴子心里发虚！

“他”和“孙猴子”，是指孙绍振先生。孙先生风度翩翩，思维敏捷，思辨能力极强，却被谢、洪同道们用此戏称，这里窃为孙先生抱不平一下。

这显然是子诚先生与孙先生一起“报复”谢先生的举动。我脑补了这样的场景：子诚先生向孙先生诉说谢先生断然——既然是“告状”用得上这个词——叫停读其评语，孙先生变本加厉，又在原先评语前后添加“赞颂文字”，并命子诚先生公开在群里发出。子诚先生笑眯眯（这应该是一脸坏笑的笑眯眯）地加注就发出来了。

孙先生这一段对《觅食记》的评价，古典今典加外典，栖居的诗意与《觅食记》一道，可谓“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了！

置身会场的我，为文坛大家的智慧和才情所感染，特在这里勒“键”记之，以为后学写文学史留下素材。 

附：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

新诗面临着挑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人们由鄙弃帮腔帮调的伪善的诗，进而不满足于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诗集的印数在猛跌，诗人在苦闷。与此同时，一些老诗人试图作出从内容到形式的新的突破，一批新诗人在崛起，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写出了一些“古怪”的诗篇。越来越多的“背离”诗歌传统的迹象的出现，迫使我们作出切乎实际的判断和抉择。我们不必为此不安，我们应当学会适应这一状况，并把它引向促进新诗健康发展的路上去。

当前这一状况，使我们想到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当年，它的先驱者们清醒地认识到旧体诗词僵化的形式已不适应新生活的发展，他们发愤而起，终于打倒了旧诗。他们的革命精神足为我们的楷模。但他们的运动带有明显的片面性，这就是，在当时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尽管旧诗已经失去了它的时代，但它对中国诗歌的潜在影响将继续下去，一概打倒是不对的。事实已经证明：旧体诗词也是不能消灭的。

但就五四新诗运动的主要潮流而言，他们的革命对象是旧诗，他们的武器是白话，而诗体的模式主要是西洋诗。他们以引进外来形式为武器，批判地吸收了外国诗歌的长处，而铸造出和传统的旧诗完全不同的新体诗。他们具有蔑视“传统”而勇于创新的精神。我们的前辈诗人们，他们生活在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开放的艺术空气中，前进和创新就是一切。他们要在诗的领域中扔去“旧的皮囊”而创造“新鲜的太阳”。

正是由于这种开创性的工作，在五四的最初十年里，出现了新诗历史上最初一次（似乎也是仅有的一次）多流派多风格的大繁荣。尽管我们可以从当年的几个主要诗人（例如郭沫若、冰心、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的作品中感受到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影响，但是，他们主要的、更直接的借鉴是外国诗。郭沫若不仅从泰戈尔、从海涅、从哥德、更从惠特曼那里得到诗的滋润，他自己承认惠特曼不仅给了他火山爆发式的情感的激发，而且也启示了他喷火的方式。郭沫若从惠特曼那里得到的，恐怕远较从屈原、李白那里得到的为多。坚决扬弃那些僵死凝固的诗歌形式，向世界打开大门吸收一切有用的东西以帮助新诗的成长，这是五四新诗革命的成功经验。可惜的是，当年的那种气氛，在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再出现过。

我们的新诗，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三十年代有过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四十年代有过关于民族化的讨论，五十年代有过关于向新民歌学习的讨论。三次大讨论都不是鼓励诗歌走向宽阔的世界，而是在左的思想倾向的支配下，力图驱赶新诗离开这个世界。尽管这些讨论曾经产生过局部的好的影响，例如三十年代国防诗歌给新诗带来了为现实服务的战斗传统，四十年代的讨论带来了新诗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新气象等，但就总的方面来说，新诗在走向窄狭。有趣的是，三次大的讨论不约而同地都忽略了新诗学习外国诗的问题。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受我们对于新诗发展道路的片面主张支配的。片面强调民族化群众化的结果，带来了文化借鉴上的排外倾向。

当我们强调民族化和群众化的时候，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把它们与维护传统的纯洁性联系在一起。凡是不同于此的主张，一概斥之为背离传统。我们以为是传统的东西，往往是凝固的、不变的、僵死的，同时又是与外界隔裂而自足自立的。其实，传统不是散发着霉气的古董，传统在活泼泼地发展着。

我国诗歌传统源流很久：诗经、楚辞、汉魏六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诗的骄傲。正是由于不断的吸收和不断的演变，我们才有了这样一个丰富而壮丽的诗传统。同时，一个民族诗歌传统的形成，并不单靠本民族素有的材料，同时要广泛吸收外民族的营养，并使之溶入自己的传统中去。

要是我们把诗的传统看作河流，它的源头，也许只是一湾浅水。在它经过的地方，有无数的支流汇入，这支流，包括着外来诗歌的影响。郭沫若无疑是中国诗歌之河的一个支流，但郭沫若却是溶入了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外国诗歌的优秀素质而成为支流的。艾青所受的教育和影响恐怕更是“洋”化的，但艾青却属于中国诗歌伟大传统的一部分。在刚刚告别的那个诗的暗夜里，我们的诗也和世界隔绝了。我们不了解世界诗歌的状况。在重获解放的今天，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新诗恢复它与世界诗歌的联系，以求获得更多的营养发展自己。因此有一大批诗人（其中更多的是青年人），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别是寻求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的适当方式。他们是新的探索者。这情况之所以让人兴奋，因为在某些方面它的气氛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它带来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也带来了令人瞠目的“怪”现象。的确，有的诗写得很朦胧，有的诗有过多的哀愁（不仅是淡淡的），有的诗有不无偏颇的激愤，有的诗则让人不懂。总之，对于习惯了新诗“传统”模样的人，当前这些虽然为数不算太多的诗，是“古怪”的。

于是，对于这些“古怪”的诗，有些评论者则沉不住气，便要急着出来加以“引导”。有的则惶惶不安，以为诗歌出了乱子了。这些人也许是好心的。但我却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我们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训（而每次的粗暴干涉都有着堂而皇之的口实），我们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诗歌视为异端、判为毒草而把它们斩尽杀绝的教训。而那样做的结果，则是中国诗歌自五四以来没有再现过五四那种自由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繁荣。

我们一时不习惯的东西，未必就是坏东西；我们读得不很懂的诗，未必就是坏诗。我也是不赞成诗不让人懂的，但我主张应当允许有一部分诗让人读不太懂。世界是多样的，艺术世界更是复杂的。即使是不好的艺术，也应当允许探索，何况“古怪”并不一定就不好。对于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旧诗，新诗就是“古怪”的；对于黄遵宪，胡适就是“古怪”的；对于郭沫若，李季就是“古怪”的。当年郭沫若的《天狗》、《晨安》、《凤凰涅槃》的出现，对于神韵妙悟的主张者们，不啻是青面獠牙的妖物，但对如今的读者，它却是可以理解的平和之物了。

接受挑战吧，新诗。也许它被一些“怪”东西抚乱了平静，但一潭死水并不是发展，有风，有浪，有骚动，才是运动的正常规律。当前的诗歌形势是非常合理的。鉴于历史的教训，适当容忍和宽宏，我以为是有利于新诗的发展的。（《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

编辑：丁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