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魏冶

圣地古田，红旗招展；军魂凝铸，永放光芒。弹指一挥间，便是百年沧桑。94年前，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的古田会议，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形成的决议作为我党我军的建设纲领，至今闪耀着伟大光芒。

古田会议为闽西植入了红色基因，闽西也以文学回应古田会议的灌溉。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闽西红土地文学应运而生，薪火相传，涌现出一大批名家力作，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向、同频共振。但迟至进入21世纪，闽西红土地文学始终没有诞生一部全面详实描绘古田会议的长卷式文学作品，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直到2004年，一部名为《军魂：古田会议纪实》（下称<军魂>）的作品问世，资料丰富、角度新颖、语言生动、可读性强，对古田会议历史背景、过程影响做了全面介绍描述。作者是闽西红土地文学的一员骁将，时年37岁、时任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土生土长的上杭人傅柒生，此前他已经奉献了不少闽西革命的研究成果和红色文学作品。无论是籍贯、工作、专业等客观因素，还是超乎常人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等主观条件，傅柒生实为完成此作品的不二人选。作品一经推出便引起广泛关注，数次重印，成为许多军事院校的必读书，21世纪初期的闽西红土地文学图谱就此闪耀一枚新的坐标。

作品反响虽然热烈，但深入研究的评论文章却不多，尤其是将作品放置在整个红土地文学谱系中来观察的专论文章付之阙如，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2021年以来，中共中央在全党兴起党史学习教育，2023年又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此时代背景下，重读这样一部调查详实、史识卓越、构思精密、文采斐然的作品，并重估其价值，显得格外有意义。本文将从《军魂》在闽西红土地文学中所处的地位、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等方面展开论述，试图解答其为何能风行近20年而不衰，以及对当今社会的意义。

历久弥新，一座新时期红土地文学的高峰

欲考察《军魂》在闽西红土地文学中的地位，不可不考察闽西红土地文学之源流。作为文学概念，“闽西红土地文学”在1979年第一次被提出，20世纪90年代，引发普遍重视和讨论。其时，张惟、湖洋等人分别撰写《红土地文学——乡村与时代的结合》《闽西红土地文学略论》等文章，对这一现象进行探讨。进入新世纪，陈小培和张惟又分别撰写《张惟创作论——兼论红土地文学现象》《闽西红土地文学的崛起及其渊源》等文章，对此独特现象进行更加深广的探讨。2009年，傅柒生为《红土地杂志》“纪念古田会议召开80周年专辑”所作的《闽西红土地文学刍议》，综罗前人所说，是目前为止对闽西红土地文学现象概括最为全面的一篇文章。可见，傅柒生同张惟一样，既是闽西红土地文学重要的创作者，又是理论家，他在创作《军魂》时，必然将其创作活动自觉纳入到闽西红土地文学的谱系中。

综合以上研究文章的观点，可将闽西红土地文学简要概括为：一个发源于福建龙岩的文学流派，文学体裁多样，其中以纪实文学成果最为丰硕。闽西红土地文学源流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都涌现出不少作家和作品，但其真正迎来丰收，还要到20世纪70年代的新时期。闽西红土地文学在新时期有两轮创作高潮，第一轮是上世纪70-80年代，代表人物有张惟、张胜友、谢春池等；第二轮是90年代至今，尤其在纪实文学方面涌现出钟兆云、傅柒生等一批名家。因其在文学理念、代表作家和作品方面的独树一帜，一般在谈论红土地文学时，除了特别说明，所指向的就是闽西红土地文学。

闽西红土地文学的渊源可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在龙岩的传播，其精神来源和真正起点，学界普遍认为是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入闽，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后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斗争。其中，古田会议又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事件，使闽西大地的文化气质与红色紧紧相连。深具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博学多文的中共早期领袖们，在闽西留下的一系列诗文，如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陈毅《反攻下汀州龙岩》等，则成为闽西红土地文学第一批代表作。

纵观其发展历程，不难发现，闽西红土地文学具有双重内涵：一是闽西作家所创作的以革命历史为主要题材的各类文学作品；二是闽西籍以外的作家在闽西留下的闽西革命题材文学作品。虽然前者是闽西红土地文学的主体，但后者所具备的分量与影响也不容忽视。

正因兼具双重内涵，闽西红土地文学形成与闽西革命史、党史相互建构的独特关系：一方面，红土地的革命历史成为闽西红土地文学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另一方面，从毛泽东闽西吟咏磅礴诗词，到《古田会议决议》提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的第一个重大工作”繁荣了闽西的文艺创作；到新时期，张惟《中央苏区演义》、“红土地文学丛书”等成为闽西革命历史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傅柒生《军魂》进入各大军事院校，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优秀教材……闽西红土地文学本身也参与构建闽西革命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君不见，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了13年的《古田会议决议》已显露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雏形，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啼声，是在古田初次响起！

明了闽西红土地文学的源流及其与革命历史相互建构的特点，我们不难确定《军魂》在闽西红土地文学中的地位。从闽西红土地文学发展史来看，按张惟《闽西红土地文学的崛起及其渊源》一文的观点，《军魂》是新时期闽西红土地文学第二轮创作高潮中的代表作，是“高原”中的“高峰”。从参与建构闽西革命历史的角度来说，《军魂》走入军事院校，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优秀读物，对普及古田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作用突出，至今无出其右者。从作品质量上来说，《军魂》继承和发扬了《中央苏区演义》等优秀闽西红土地纪实文学调查全面、文笔精湛，文史相得益彰的优良传统并光大之：这部作者阅读了各类党史书籍报刊资料多达119种、千万余字的精心之作，无愧为纪实文学中的佼佼者。因此，将《军魂》称为新时期红土地文学的一座高峰，应当是公允的。

司马迁的《史记》和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之所以能成为中西方两座文化高峰，因其同时是第一流的史学作品和文学作品，也为后世史家和作家立下典范。《军魂》作为新时期红土地文学的高峰矗立，且20年来历久弥新，难以取代，也因其兼具史学的厚重和文学的灵动。笔者将试从历史和文学的角度，对《军魂》的价值做一简要分析。

《军魂：古田会议纪实》作者傅柒生

匠心独运，一部兼具史学三长的革命史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史才、史学、史识”的“史学三长”。史识，指治史要有宏大的目光，否则将困于饾饤琐碎；史学，指要有扎实的考据功夫，否则将沦为流言空谈；若欲将二者举重若轻地结合起来，则需要作者具备“史才”。傅柒生显然是一位具备史才的作者，这与他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从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专业毕业后，他即到古田会议纪念馆工作直到担任馆长，后从政。写作本书之前，他一直从事革命史的研究和普及工作。高等学府赋予作者“史识”，十几年如一日的革命历史研究和宣传，锤炼其“史学”，二者几十年来的沉淀融合，成就了作者的“史才”，作者又运用史才，将这史学三长融汇于作品之中。

（一）史家手笔，别开生面

历史叙述，视野极为重要，甚至是决定一部作品成败的关键。正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历史的视界放得太宽，从盘古开天辟地讲起，则难以聚焦；就事论事，视野缩得太窄，则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弊。一部叙述古田会议的作品，又该从何着手？确实颇费思量。《军魂》全书共十章，古田会议居于第九章，压卷之意显然，全书将重心放在叙述古田会议的源流。作者不把叙述起点放在常见的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入闽西创立中央苏区根据地，而放在大革命失败的1927年。匠心所运是要将共产党人从无到有建立革命武装，锻造出一支震惊世界的人民军队之曲折过程写得清晰明了。正因为人民军队的建立过程极为艰辛复杂，如九曲十八弯，众水汇集而下的古田会议关于建党建军的纲领才显得分外光芒夺目、荡气回肠。从人民军队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全程来观照古田会议，确为史家的大手笔。

通过全书源流完整，枝繁叶茂的叙述。作者自信地回答了关于古田会议的历史三问。

何以在此时：随着红四军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军队关于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民主还是集中等的争论愈发激烈。因为思想的不统一，军队屡遇挫折，蒙受不必要的损失。读者随着历史叙述的推进，获得一种强烈的感觉：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解决的了。

何以在此地：本书第三章《寥廓江天万里霜》中，作者另起一枝，别出心裁地演绎了一段闽西革命小史，不仅丰富叙述显得摇曳多姿，更清晰地阐述了革命基础雄厚的闽西，实为朱毛红军得以巩固阵营、召开会议、统一思想的得天独厚之地。

何以是此人：作者用文学笔法生动再现了历史中的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革命先驱和红军将士如何潜心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如何捍卫理想毫不动摇、如何为了革命前途而激烈论争。令读者如身临其境，心潮澎湃，不得不感叹只有这样的一群人，才能将领袖天才同集体智慧相结合的，谱写一曲气壮山河的古田乐章。

（二）多重历史，众声协奏

一部优秀的历史纪实文学，不仅仅要熟悉作品所涉及的历史片段，更要对广阔的历史面貌和深层的历史逻辑有着清晰的把握。在这一点上，《军魂》做得尤为出色。作者既解剖麻雀，注目于从红四军诞生到古田会议这一小段历史，又依托这段历史，讲述其后更为深远广大的三部历史。在地表喷涌的地火之所以光焰夺目，因为其下隐藏着更加庞大壮观的岩浆。三部历史犹如金字塔，从塔尖到塔基愈发庞大深邃。

第一部历史，是人民军队创建史。书中援引朱德同志的话，指出“南昌起义起，直至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举行为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时期。”红四军创建初期，军中除了少数共产党员，大部分由旧式士兵和农民等无产者组成。即便是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分析其内部构成，工人也只占了23.4%。一支创建初期颇有旧式军队习气，得过且过、打骂士兵、军纪不整，甚至软弱涣散的武装力量，完成向一支理想信念高于天的人民军队的惊人蜕变，仅仅用了2年。无怪乎1930年1月15日出版的《中央军事通讯》第1期《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编者按发出这样的感叹：“他们2年来是在怎样的艰苦斗争，在困苦到‘衣不得暖，饥不得饱’的时候，还不改勇往直前的精神，卒至造成今日有‘80万武装工农拥护’（见毛泽东来信）的巩固基础”。变化的所有秘密就藏在古田会议里的四个字——“党指挥枪”里。

第二部历史，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史。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领袖天才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作品通过叙述红四军和古田会议的历史，既展示了毛泽东的超前眼光和领袖魄力，其深刻独到的见解，屡屡给广大官兵带来强烈的思想冲击；又写出毛泽东并非完人，朱德、陈毅及广大将士的智慧，也弥补着他个人思想的不足。一切思想的水流汇聚而下，在古田会议这条伟大河道中形成滔天巨浪，浩荡东去。作品生动地展现了红四军的思想政策，不是向壁虚造的，而是无时无刻在实践中检验得来的，所以自我调整、完善得极快。这愈发说明毛泽东思想不是几个太平绅士在书斋里想出来的“蓝图”，是淬火而出的实践真知。

第三部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虽然要在遵义会议之后才能彻底由幼稚走向成熟，但作者通过对历史绘声绘色的再现，让读者意识到，初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复杂的探索中，其精神谱系的的雏形，已如地壳运动中的新生山脉，不断突出地表，生动地解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历史之问。比如最为人称道的自我革命的精神特质，面对错误估计形势的“二月来信”，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批评中共中央缺乏对时局和红四军的深入了解和深刻分析，过于悲观主义。这种“犯颜直谏”却被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所包容，周恩来也在不懈探索中逐步提升认识。又如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路线：作品不仅写出了“半条棉被”“一篮鸡蛋”等军民鱼水情深的典型故事，更写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亲密无间、不分彼此的血肉联系，正因为小到生活习性大到生活追求的高度一致，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不是空洞的口号。试想，“大便找厕所”“洗澡避女人”古往今来还有哪只军队能有如此接地气和讲实际的军事纪律？唯有人民军队，唯有共产党。

依托写好红四军诞生到古田会议这段“小历史”，作者成功演绎出人民军队创建史、毛泽东思想形成史、中国共产党发展史这几部“大历史”，众声协奏出一部历史交响曲。

（三）抉隐索微，秉笔直书

为了让作品大厦建立在坚实的地基上，作者做了扎实细致的准备工作。他阅读了100余种党史资料，为还原历史准备了充足丰厚的细节，其中有些历史细节，是浩瀚史料之钩沉，阅读之中，常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如白砂会议，一般历史叙述并不详细展开，只是以林彪借“要不要建立军委的争论”极力挑拨毛泽东与朱德的关系一笔带过，不仅内情不详，且颇多“后见之明”。作者用较长篇幅详尽介绍会议全程，重点叙述了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的四点意见，及因众人反对而提出的辞职请求。朱德在会上对其意见逐条驳斥，言辞尖锐，实属罕见：“……书记管理一切。具体一些来说，你毛泽东同志做特委书记时，特委权就大，你做军委书记时，军委权就大，你做任何书记时，这个书记的权力便超过一切……但恰恰又是这一点（党员个人自由要限制）上，你毛泽东同志作为前委书记，没有做好表率，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决议也不认真执行……”（第175页）。同时，会议也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一边倒局面，撤销了红四军临时军委，一致推举陈毅担任代理前委书记。作者用详实的叙述说明，白砂会议对毛泽东的罢免，不仅是林彪挑起矛盾那么简单，而是红四军又一次对真理的争论与探索，即便“罢免”毛泽东，但作为一种保持肌体健康的自我革命，其意义仍然是正面的。作者不“为尊者讳”，将激烈争论传神还原，是秉笔直书的史家风范。

对李立三在红四军建设过程中的正面作用，作者也给予了公允评价，颇有正本清源之效。李立三1930年提出左倾的“立三”路线，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是无需讳言的。但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历史人物尤其如此。《军魂》写作之际，学界一般认为，奠定古田会议胜利基础的“九月来信”是周恩来的功劳。作者援引罗荣桓1960年所说“中央指示支持毛主席的领导，这是李立三同志做的一件好事”（第270页）等史料，证明李立三和周恩来共同商议，坚持主张毛泽东仍为红四军的前委书记，巨大贡献不容抹杀。此外，关于假传毛泽东死讯轶闻的发掘、罗列120多位古田会议代表中78位的简历等，不仅增加了作品的史料价值，也反映出作者所投注的大量心血。

传奇史诗，一幅动人心弦的革命长卷

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优秀历史纪实文学的魅力在于，既能保持历史原貌，又能在具体的细节上加以生动的描绘；既有对历史背景的理性分析，又有对个人的文学刻画。将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结合起来，所谓“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军魂》的成功，除了上一章所叙述的史学三才，还因为它能以独特的风格、丰满的人物、富有个性的语言等文学手法，将题材予以高度文学化表达，在细致扎实的史料基础上，绘就一幅动人心弦的浪漫长卷。

（一）高度浪漫的革命传奇

面对一段战争年代的革命历史，作者没有把侧重点放在战争的凶险残酷或政治的波谲云诡上，而是以浪漫的笔触，让读者回到那个激情涌动的岁月。传奇化的故事叙述方式、乐观昂扬的内在精神、气势充足诗意盎然的语言，共同形成了萦绕全书的浪漫风格。的确，与革命年代的艰苦和残酷相对应，一群志在拯救国家危亡的革命者积聚而成的精神力量，是无比壮观的。更何况，毛泽东、陈毅等革命领袖本身就博学多文，富有浪漫气质。毛泽东这位天生的诗人，用“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就将战场的硝烟轻轻化为浪漫画卷。作者从毛泽东的七色彩练中，撷取出浪漫原色，便绘就了传奇画卷。

本书第五章《毛委员披荆斩棘》、第六章《朱军长单骑荷重》、第七章《陈毅秘行上海滩》，以“花开几朵，各表一枝”的叙述手法，分别讲述了毛泽东、朱德、陈毅在“七大”之后、古田会议之前的关键时期发生的传奇故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叙述手法，借鉴并传承了中国英雄传奇小说如《水浒传》等的优秀传统，大大提升了作品的可读性。

“陈毅则更加浪漫地补充说：‘灰蓝色，代表天空、海洋、青黛的群山，还有辽阔的大地’”（第91页）、“周恩来亲自执绋，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带头领唱起了《国际歌》，歌声悲壮，烈士的躯体长眠在了青翠的山岭上，烈士的英名长印在滔滔的汀江畔”（第120页）、“43年光阴飞逝，有过悲怆，有过困惑，有过失败，但43年中藏贮着更多的激情，更多的喜悦，更多的胜利”（第309页）、“山区的隆冬之夜是那么的冷峭和静寂，老百姓早早地吹熄了油灯，躲藏在被窝里暖暖和和。万籁俱寂的时候正是毛泽东的热情澎湃之时，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生日，但是，彩眉岭上的那几朵星辰一夜不停地闪烁着，不正是夜色苍茫的穹宇为毛泽东点缀的生日烛火？”（第331页）……无论是场景的选择、氛围的营造还是语言的表达；无论是乐景还是哀情，作者总能以独特的笔触将革命历史加以浪漫化和诗化。

浪漫风格并非随机选择，而是隐藏着作者的匠心，他试图让读者透过那诗样的长卷去感受革命先驱穿透岁月的人格魅力，感受革命理想主义的呼唤。

（二）丰满深刻的人物群像

一部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品，既有充足的历史信息，又有动人的文化情怀，还要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才能震撼人心、深入人心。《军魂》的成功，与塑造出革命时期的理想主义群像密不可分。

万山磅礴看主峰。主角塑造成功与否关系作品成败，《军魂》的主角正是毛泽东这位历史巨人。作者用一次次战略胜利，刻画毛泽东的目光高远、自信乐观、镇定自若；用毛泽东的学习生活、与民众交往刻画他的勤勉多思和爱民情怀，作者也用毛泽东陷入“孤家寡人”的短暂低谷期，刻画了他在那个时期存在的固执己见、脾气暴躁等缺点。通过正反两方面描绘，作者深刻再现毛泽东如何迈向成熟：首先是认识上不断提高。1929年，毛泽东在给“二月来信”的复信中，认识水平并没有完全脱离党中央强调的“城市中心论”，而在不久后的协成店，他就写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认识有了巨大飞跃。其次是在修身上有了长足进步：毛泽东从思维超前屡屡与党内同志起冲突，到和风细雨地团结同志、凝聚队伍，使全军统一贯彻思想。在此过程中，一个可敬可爱、可亲可感，富有人格魅力的革命领袖在塑造过程中跃然纸上。

主角光彩照人，配角也各有特点。朱德的老成持重、宅心仁厚、身先士卒的形象如在面前，他善于战术而拙于理论研究，又愈发说明“朱不离毛，毛不离朱”的合理性。又如陈毅，“七大”时夹在朱毛之间左右为难，只能中庸调和，性格可见一斑，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绝不含糊，在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他若凭一时好恶说话，很有可能改变毛泽东的人生轨迹，但他依然秉持公心，体现共产党员的风范。

即便一朵雨云飘过，作者也尽力描画出它的色彩。刚愎自用的杜修经、外强中干的郭凤鸣、纯真直率的康克清、好学善思的张素娥……各色人等在作者笔下生动闪现，连缀成一幅土地革命时期的社会群像。让我印象最深的配角当属刘安恭，这位在红四军“七大”上还被批评“企图引起红军党内派别斗争”的特派员，4个月后就在东江战役中英勇牺牲。掩卷长叹之际，让人不禁感慨，革命年代的共产党员，只有对思想路线的争论，对革命的热情和忠诚却不掺任何杂质。

（三）丰富多样的文学手法

作品聚焦叙述红四军在1928到1930年的历史，但横向切开历史剖面，却发现内里纹路极为复杂：从共产国际到中共中央再到红四军各级党组织的纵向联络；各地共产党武装力量的横向汇合；络绎不绝的激烈战斗与思想探索、政治建设同步进行；国际局势、国内战势与地方情势如水纹相互交汇……诸般历史事件在同一个历史空间中上演，给叙述带来极大的挑战。作者能够从容不迫地将一团乱麻理顺，得益于对多种文学手法的熟练运用。

故事结构上，作者搭建了多线并行的故事脉络，主线丰满，副线丰富。主线是红四军的发展史或曰古田会议的“发生史”，为了更好地阐明复杂的历史环境，书中安排了闽西革命小史、苏区土地革命、红四军思想论争等副线，交错叙述。为增强可读性，在大的叙事主题上，作者采取了“万水归一”之法，比如井冈山会师，分别叙述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三支武装力量各自行动，逐步汇聚；又如古田会议，分别叙述毛泽东、朱德、陈毅在会前的经历和转变，一人一章的平行叙事之后，再合到第八章《珠联璧合汀州城》。使得书中“井冈山会师”“古田会议”等故事的结穴处，因为多条线索的重叠累加，形成叙述上的强大，使主题更为凸显。

叙述节奏上，作者快慢交替，切换自如。作品写到战斗时紧张激烈、环环相扣，令人难以喘息；战斗结束往往荡开一笔，带领读者领略闽西大好山河，细致描绘红军与百姓打交道、宣传革命的场景。节奏的切换让叙述轻重得宜，田园牧歌般舒缓悠扬的描述与战斗篇章的血腥残酷形成鲜明对比，令读者倍加珍惜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这些部分却并非闲笔，而是寓深意于其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才是红军不同于旧式军阀，被称为人民军队的关键所在。

叙述风格上，作者体现了深厚的文学修养，轻松自如地运用多种叙述风格，冶众多文体于一炉。如第七章《陈毅秘行上海滩》，层层递进、扣人心弦，写得极有明清侠义小说的风范；笔端涉及家乡闽西时，又一变为优美的散文，闽西的山山水水、人文历史尽现笔端；叙述革命高潮之时，音调又转为吟咏胜利的高歌，华丽壮观，震撼人心。

叙述方法上，时空跳跃、补叙、插叙，方法多样。本书的一开头，作者就将多个时空的毛泽东——汉口会议的毛泽东、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和改组湖南省委的毛泽东叠加在一起，凸显形势的复杂多样，并与2年后陈毅赴上海相比照。时空跳跃成为作者处理复杂历史形势的常用方法。正由于历史形势复杂，本书出现的人物林林总总，常常“不请自来”，补充人物身份的补叙和插叙就成了基本叙述方法。补叙和插叙虽然常见，但也考验作者的运用技巧，作者往往不在人物一出现时即加以介绍，而是等情节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一拍“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的惊堂木时，才徐徐推出人物，既不妨害主线情节，又让读者对人物印象更加深刻。

（四）别具一格的语言表达

纪实文学的魅力在于，作者依靠对某段历史或事件的深入研究，将其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呈现所依托的工具，即是语言。中国近代史是土洋并存，新旧接续的极端复杂历史，如鲁迅先生所言“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松油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都摩肩挨背的存在”。为此，多样化的语言材料，诗词楹联、外国记者报道、民谣、书信、演讲……等，都被作者撷取，并和谐巧妙地安排在书中，构成还原时代的基石。

如前文所述，作者在书中轻松驾驭众多叙述风格，得益于他对各种语言风格的熟稔把握。书中的语言，随着主题和场景的变化而不断流动，有古典式的“汀江滔滔，乌石耸峙，老樟繁茂”，寥寥数笔，描绘闽西风貌；也有清新、平实的“文昌阁前面有一块大空地，有一个姓傅的老伯在大空地上摆了一个小摊，叫卖一种糕点，这种糕点是用糯米磨成米浆，掺入红糖，用大小不等的饭碗盛着蒸它半个多小时即成，黄灿灿，胖乎乎的，当地人管这种糕点叫胖糕，也叫碗糕……有时毛泽东做完了公事，就会到老傅摊前买上一碗碗糕，坐在一把用三块木块钉成的小凳上，就着老傅免费赠送的一大碗绿茶冲泡的几乎尝不出味道的茶水，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吃一边与老傅闲聊，问这问那”，用动人细节，绘制出生活画卷；也有大气磅礴的“杨柳依依，松荫堂前种着一棵柳树，萌发出嫩绿的细芽，透露着春的气息。多少个古田冬日，毛泽东伫立在松荫堂楼厅之中，双手叉腰，昂首凝望，眼前空阔，一览无余，正前方的彩眉岭逶迤莽莽，青山如黛，落满了雪花，白茫茫一片，好个洁白清净的山区之冬，晨曦初露时，万道霞光溢洒在彩眉岭上，与雪花辉映，金碧辉煌，不由人不感叹江山是如此多娇！”以山川大地，写伟人心胸。

全文最常见的语言还是平实接地气、去陈腐少做作的通俗语言。书中写李立三的趣事，如他将拳头塞进嘴里逗乐众人，和陈毅下棋输了将棋子扔进大海，不仅描画革命人物有血有肉，而且语言风趣诙谐，令人喷饭。这种语言风格，得益于作者多年从事革命史普及工作的锻炼，也和书中毛泽东、朱德提倡要讲老百姓听得懂的话相称，更凸显出作者的美学追求。

余论

谈及古田会议的历史意义，作者在本书结尾动情地写到“点燃于1929年隆冬，曙光小学的那一堆堆篝火的星星之火，不再闪忽不定，驱散了冬天的冷漠，苏醒了春天的暖意，渐成燎原之势，燎原闽西，燎遍中华大地。”

中共中央在《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中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长期执政的最大政党，最有资格也最有底气向世人讲清楚党的过去、现在、未来，引导干部群众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传承好、发扬好。在《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中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军魂》作为一部建立在精密的调查研究之上的纪实文学作品，将一段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的上的关键阶段讲得清楚明白，且不仅清楚明白，而且引人入胜；不仅引人入胜，而且荡气回肠，不仅承接炬火，并且使其光华灼灼。为我们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正如作者在《闽西红土地文学刍议》一文中所说，“红土地文学虽然根源离不开革命历史题材，但又不能仅仅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只要是红土地上曾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人和事都应该纳入红土地文学的视野与题材范畴；既要尊重历史、立足历史，又不能照搬历史、直叙历史，而要用现实烛照历史，让历史警示现实。”《军魂》最大的特点，也是它对闽西红土地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创作中自觉地追求“用现实烛照历史，让历史警示现实”的境界，并颇有建树。通过解剖麻雀、叙述源流，作者将“小历史”写成“大历史”，紧扣现实关怀，并展望未来。为文学创作者如何使创作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成为时代的心声和号角提供了范例。

把身份从评论者回归到读者，《军魂》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它对那群革命先驱的生动刻画、对那个充满理想时代的充分还原。在物质极大丰富，但群体精神总不时显得疲弱无力的当下，重温那个时代的革命理想与精神，如同走在旷野，忽见满天繁星，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之外，更指示了前行的方向。也许这就是在这个时代，我们还要重读《军魂》、重温那些革命岁月的原因。

编辑：丁小燕